黨國在台灣的劣質複製

台灣蔡政權混合了黨國的威權蠻橫及群眾運動的魯莽低級,是蔣家黨國文化的劣質複製品。本田善彥,日本資深媒體人、旅台作家,最近出版中文書《台灣人的牽絆─搖擺在台灣、大陸與日本間的三顆心》。 前陣子看過何清漣和程曉農的著作《中國:潰而不崩》,其前言裏有段話。「毛澤東為中共奠定的制度基礎(一黨專制)及排斥西方政治文明的意識形態,在鄧小平時代並未得到矯正,歷經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眾常委『九龍治水』格局的集體領導,再到習近平戮力恢復的個人專斷,中共一黨獨裁之下的政治制度早已經形成一種結構性鎖定」,「這種由一個政黨壟斷政治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政治結構中,不僅僅是政治反對力量難成氣候,更在於政治反對者的主流與中共在意識形態、鬥爭理念上與中共處於同構狀態。一個社會一旦進入這種制度的結構性鎖定狀態,將產生極強的路徑依賴」。看完這段,我就想起二零一二年八月在北京專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錢理群教授時的情景。當時離習近平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只剩三個月,外界高度關注習和他的時代。錢理群說,包括知識結構、思考模式、心理狀態和獨特的語言邏輯等,毛式的思維已滲透在中國社會最深沉的部分,他跟傳統中國文化的思維還是有區隔,已形成相對獨立的「毛澤東文化」。據錢理群分析,毛文化之下長大的大陸人對自己擁有高度信心,為了革命(目的\目標)不擇手段,作風異常強硬,又喜排除異己,不怕四面樹敵,擁有鬥爭定奪一切的哲學,這些都屬毛文化負的一面。毛文化也有正的一面,例如,對社會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對政治有高度熱衷和敏銳的感受,對農民或庶民等社會基層高度關心,擁有非常強的意志力和魄力、旺盛的行動力等。毛文化有魄力重鬥爭毛時代的大陸社會高度組織化,政治和經濟、言論和思想都接受中共的嚴密控管,脫離毛文化的影響是不可能的。的確,不只在體制內或外,跟大陸人士往來交談的過程,經常感覺到跟台人或港人不同的言行特點。有些流亡海外的異議分子雖然其表層和用詞也許稍微西化,但對權力和政治的態度,或對自己的高度期許、盛氣凌人言行等,其思維和作風跟大陸的中共人士沒兩樣,簡直像用同一個模子刻出來般,好比喝可樂、穿牛仔褲的毛澤東,其本質沒有變。強權政治盛行的封閉環境給整合社會人格的影響如此大,那麼執行長達三十八年戒嚴的台灣社會又如何?蔣中正時代的國府台灣雖是一黨獨大,憲法的正常運作受限,但它的經濟相對地自由活絡,因此老蔣個人的價值體系對於人民思緒的約束有限。當時政府也不強制背誦「蔣總統嘉言錄」,其影響力遠不如「毛主席語錄」,跟大陸比起來相對自由。但在強大的黨國機器主宰一切之下,人民的思維不受任何影響是不可能的。蔣家黨國文化表面強勢蔣家的台北政府本有高度保守性,相對地重視禮義廉恥等道德規範,也不靠群眾運動,跟中共比起來還保留著些傳統性的思緒。但它同時擁有偏安一隅的思維,受害者心態嚴重。懦弱的它有極高無比的自尊,因此表面強勢,但深怕內有通敵,高度仰賴外國的奧援。它重視教育,也重用讀書人,但一方面好高騖遠,愛慕虛榮,本身的危機管理能力並不高,往往把些小事弄成大事。過去馬英九的政府,基本體現國府的傳統優缺點。民進黨擁有靠群眾運動起家的背景,具備運動所帶來的草根活力和粗魯作風等正負兩面特性,照理來說它跟中共的類同性高些才對,但畢竟它是台人的政黨,而且它唯一熟悉的是國府式黨國思維,它已將黨國文化深刻內在化。順便一提,國府和台灣本土勢力因為皆是中國史上的弱勢,其失敗主義思維涵蓋的自我憐憫心態,同時又具備了超級機會主義的生存本能,其實本質上兩者的雷同性不低。過去兩年,蔡英文政權完全執政下的台灣所看到的,可謂群眾政治和黨國體系混合的政治實踐。也許本有機會看到草根活力和黨國秩序有效結合,但可惜至今看到的只有黨國的威權、蠻橫和僵硬,同時又摻雜群眾運動的魯莽和低級,呈現出偽善和陰險、貪婪,幾乎是蔣家黨國文化的劣質複製品。好比既不會打仗又戴假髮的老蔣般,滑稽到極點。例如,它認為對日美示好,日美當然挺台,甚至可以聯手對抗大陸。但歷史證明,日美各自有算盤,不受台北的指揮。口口聲聲喊民主(老蔣也自稱「民主長城」),其實根本漠視憲政,弄出有違憲之嫌的「黨產會」和「促轉會」來整肅異己,遇到不順眼的報道就批判為「假新聞」。當被指為失能失政時,為了轉移焦點硬拗藉口,甚至惱羞成怒,不斷地發出類法西斯言語耍賴,其思維看似與臨時條款時代的黨國作為無根本性的差別。總是外人面前裝客氣友善,但一遇到挫折回家關起門只會打妻小洩恨,與懦弱的家暴老兄沒兩樣。有趣的是,蔣家政權,後來為了保住命脈不得不選擇開放;但當今的政權,為了延續只能選擇控制和封閉,可預見其下場不那麼樂觀。錢理群說,為了理解當代大陸社會的最深層,對毛文化的研究是絕不可或缺的,同理,理解當代台灣社會的最深層時,蔣家黨國文化的影響是絕對不能忽略的。■153136648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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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的警世意義

林沛理,專欄作家,最新的著作是《英為中用十大原則》,商務印書館出版。[email protected]  生命是一場成隊比賽的運動,世俗的成功繫於團隊的合作(Life is a team sport and worldly success depends on how well you work with your team members)。這是今屆世界盃的警世意義。美斯(梅西)、C朗(羅納度)和尼馬(內馬爾)平日效力「盡收天下兵器」的億萬大軍,所以可以踢出光芒四射、彰顯身價的成績;但一旦為近乎拉雜成軍的國家隊出賽就變得無能為力甚至無關痛癢。反而講求整體戰術和合作、不過份倚賴隊中任何一人的法國、英格蘭、比利時和克羅地亞卻過關斬將,殺入四強。這本是常識,為何我們至今才恍然大悟?那是因為在科研、發明、體育和藝術創作的範疇,對天才的崇拜和英雄主義是根深蒂固的執念,即使面對確鑿的相反證據(contrary evidence)也不會自我糾正。以一己之力扭轉乾坤的孤獨天才是迷思(英語世界學者稱之為「the lone genius myth」),很多人卻以為是不辯自明、理所當然的真理。比方說,在足球世界,比利、馬勒當拿(馬拉多納)和施丹(齊達內)公認是「球王」;但球王之說根本是無稽之談。他們當然是傑出球員,但助巴西、阿根廷和法國勇奪世界盃的是史上最強的國家隊,他們三人不過有幸成為隊中一員。同樣荒謬的是電影的「作者論」(auteur theory)。電影的協作本質(collaborative nature)有目共睹,是一種由一個各司其職的團隊,為一個共同目標聚集在一起共同工作的創作。不管好壞,將電影拍出來的成績歸功或歸咎於導演,就像他是一本小說或一篇評論的作者,不但對參與創作的團隊有欠公允,更違反常識。好的導演知道自己想要甚麼,並且大致上能夠從他的團隊得到他想要的東西(A good director knows and largely gets what he wants from his team),如此而已,又怎可以說他是電影的「作者」?「作者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由一批在法國電影雜誌《電影筆記》寫影評的年輕人提出,影響力至今不衰,因為它本身就像它最崇拜的好萊塢電影,有一種化繁為簡的美(the beauty of simplification)。這也許就是我們對偉大的創造者、發明家和天才運動員戀戀不捨的原因——他們是一種簡化和普遍化的策略,令這個常常令我們百思不解的世界變得容易理解。從靠一個墮下蘋果解開地心引力之謎的牛頓到球王美斯,我們在讚嘆天才與崇拜英雄的過程中得到力量,暫時忘卻人和自己在現實和宇宙中的渺小無助。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對天才的著迷是近五百年才發生的事情。十六世紀前,個人不管有多大成就,也不會被視作天才,只會被視為特別有天賦。專門研究創作過程的哈佛學者瑪喬麗·嘉伯(Marjorie Garber)指出,所謂天賦(英文跟天才一樣,也是「genius」)在當時的意思是「上天在每個人出生時給予他的守護神」,與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意思相通。越來越多研究顯示,創作、發明和革新的最重要條件不是個人的天才,而在於是否存在有利的網絡和周圍環境(creative network and milieu),以及有否善用傳統提供的資源。舉個例,莎士比亞是西方社會最偉大的創作天才,有評論家甚至誇張到說他「發明了人性」,但他的創作絕非從零開始,而是將前人的作品重寫、改編和翻新。例如《羅密歐與朱麗葉》就是改編自布魯克(Arthur Brooke)的同名敘事詩,而這首詩則譯自一個意大利的故事(一說是一篇法國短篇小說)。■153136648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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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讓炎夏變災難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對罕見疾病患者、傷殘運動員和劏房住客這些弱勢社群的關注廣為傳媒報道,但對一種年年威脅港人的自然災害卻似乎無動於衷,甚至不知不覺。我指的是每年夏天侵襲香港、一年比一年叫人受不了的炎熱天氣。熱浪可以殺人,政府不可掉以輕心。經常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的社會學家克倫因伯格(Eric Klinenberg)在新書《熱浪:從社會角度剖析一宗發生在芝加哥的災難》(Heat Wave: A Social Autopsy of a Disaster in Chicago)指出,以造成的人命損失和實質破壞計算,酷熱天氣導致的高溫和乾旱是美國過去三十年最嚴重的天災。一九八八年美國中部和東部的大旱造成四百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以及與五千至一萬人的死亡有關。美國政府對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制定應對策略,這是政治的殘酷:最無力抵抗熱浪和高溫侵襲的,往往是社會最弱勢的一群,例如在烈日下工作的建築工人、於沒有空調的狹小空間值班的看更護衛、整日離不了家的全職家庭主婦、流浪漢、長期失業者和獨居老人。他們的工作和居住環境本已非常惡劣,屢創新高的炎夏溫度更將他們通通變成「熱窩上的螞蟻」。香港的夏天有多熱,在冷氣房辦公、出入由司機接送的政府高官根本不會知道,更無法想像。由於香港的城市設計和建築環境(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特殊,有理由相信天文台長期、慣性地低估夏天的溫度。屏風效應固然火上加油,住戶在炎夏的晚上「萬眾一心」地將空調溫度調低,從住宅釋放出大量熱氣,結果令很多住宅區的溫度在太陽下山後不跌反升。我們感受到的「體感溫度」(apparent temperature)比天文台公布的溫度至少高攝氏三至五度,已成香港人典型的夏天經驗。全球天氣網站AccuWeather推出的「RealFeel temperature」除了考慮氣溫、風速和相對濕度對人體感受的綜合影響,還兼顧地區的建築環境和居民的生活習慣,值得政府參考。畢竟,嘗試找出問題有多嚴重,已經踏出解決問題的重要一步。■153136648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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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變革的兩制 讓香港不斷衰敗

「兩制」成了香港誰也不能碰的老祖宗之法,但社會不改進則衰退。陳莊勤,香港民主黨創黨成員、執業律師;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後於香港大學獲中國商業法碩士。  在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八年擔任倫敦市長經濟顧問的親華英國左翼學者與經濟評論員、曾居住香港的約翰.羅斯(John Ross)這樣形容英國的殖民地統治方式﹕相對於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英國只是一個很細小的國家,英國在全球殖民地統治的巨大成功在於兩種伎倆。第一是在殖民地建立一個買辦精英(Comprador Elite)階層,讓這一細小的階層可以致富及在殖民地享有某種特權,作為英國殖民地統治的代理人。第二是在殖民地建立一種崇拜英式制度與價值的奴隸思維方式(slave mentality),容許此崇拜英式制度和價值的階層歧視與他們自己不一樣的同類。按照約翰.羅斯的說法,英國在香港一個半世紀的殖民地統治中,這兩種方法都用上了。這便是英國人分而治之,通過在華人社會中建立專業、向華人授勳、及容許這小部分華人加入只屬於英國人的圈子,而建立高級華人階層作為協助英國統治的獨有階層;以西方價值為唯一值得推崇的時尚與優越的價值,並讓這種價值植根於一般人心目中,從而鞏固殖民統治。一九九七年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英國人走了,但一些在殖民地時代享有高級華人地位的人、和一些沒有經歷過殖民地統治卻毫無理由懷緬殖民統治的年輕人,在面對中國內地與內地人時,像殖民地時代高級華人那種高人一等的心態、和陪伴他們的西方價值優越感並沒有消失。因而他們潛意識地對內地種種看不順眼,他們在制度上反對內地、經濟上排擠內地、民生上歧視欺負內地人,便是這種英國人分而治之所產生的高級華人心態與西方價值優越感的延續。英國人成功地在香港建立了一個階級分明的社會,背後重要的理念是把西方價值放在最高位;只有掌握與擁護西方價值的才有機會往更高的階層爬升。簡單來說,你要走對便得與我們相似(you have to be like us to be right)。這殖民地奴隸思想餘毒遺留至今。這種唯我獨尊的西方價值絕對優越感被奉之為「普世價值」。二元對立的西方世界觀對與他們不同的價值體系並不包容而要求同化。西方文明對不同的文明的包容只有在西方文明佔有絕對優勢地位時才會出現。這解釋了為什麼香港回歸初期那些擁抱西方「普世價值」的香港人對當時土包子的內地人遠比對今天衣著光鮮更有學識的內地人有更大的包容;解釋了為什麼二十年前美國對落後的中國遠比對今天可以挑戰它的中國有更大的包容。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陸港制度與思考方式的衝突中,香港總有一些人掛著「普世價值」的口號,並以此為鄙視內地、對內地的一切不尊重也不嘗試了解的藉口。一九九七年後的香港,那些殖民地時代買辦精英階層若不加入新的政治秩序下的管治階層,便只得在野繼續擁抱西方的「普世價值」負隅頑抗。「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為擁抱「普世價值」而負隅頑抗者提供了護翼。已故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要收回香港主權時,人口只有五百多萬的香港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相等於十億人口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五。源於西方文明的制度成了成功進步的象徵和要素,要維持這樣的成功進步便必須保有這種制度,一國兩制由是而產生。中國領導人容許在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與內地不同的社會與法律制度,是承認在獨特的歷史時空中,西方經濟、社會與法律制度的優勢,要讓香港繼續享有這種優勢帶來的成功。「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也隱含了另一種含義,那便是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內地一方面要通過香港學習先進的資本主義制度自我改進,另一方面同時也是要對資本主義制度加以追趕。香港回歸中國二十一年,很多香港人犯上最大的毛病,是認為一國兩制下,相對於國內社會主義制度,港式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絕對優越性不會改變,所以從官方到民間不但不思變革,一些人對國內自改革開放至今風起雲湧的變化不是以傲慢的態度輕視,便是故意忽略和鄙視,無視中國內地自改革開放以來不斷變革所帶來經濟上的巨大成就,和通過變革帶來制度上的不斷優化。這世界沒有最好的制度,只有不斷變革讓制度變得更美好。從這個角度看,相對於中國內地及新加坡,香港回歸以來社會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重要原因,便是過分傲慢地相信香港原有制度的絕對優勢,過度擁抱一國兩制而不思變革。那些過份擁抱「兩制」與「不變」的力量,基於深信英國人遺下的制度絕對優越的傲慢,處處阻撓任何嘗試對殖民地制度進行的大刀闊斧變革,慢慢變成阻礙社會與經濟進步的保守力量,就如中國歷史歷代變革中擁抱「老祖宗之法不可改」的頑固保守勢力一樣。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制度成了禁忌,「老祖宗之法」誰也不能碰。嚴守「兩制」成了很多香港人逃避現實的緩適地帶(comfort zone),成了抗拒變革、窒礙進步的緊箍咒,自我隔離於經濟急速發展與社會不斷進步的中國大陸。忽視了的是龜兔賽跑中,被認為是落後的龜已開始超越仍繼續沉醉於自以為是最先進最優秀自我感覺良好當中的兔。新加坡從不熱烈擁抱西方的「普世價值」,人權與自由狀況不如香港,按西方標準非真民主,但生活質素世界排名二十一,香港七十過外。中國內地被認為是貧窮落後,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從來不符西方人權標準要求,但人均居住面積四十點八平方米,好過香港多少倍?人民對政府滿意度長期高於百分之七十以上、對前景看好信心也長期高於百分之七十,這些實實在在的數字都與掛在口邊的「普世價值」扯不上關係。香港殖民時代沒有民主缺乏公義,並不影響買辦精英與整個社會努力為香港的社會與經濟發展打拼;但回歸後拒絕接受回歸的部分買辦精英和他們的追隨者卻以沒有民主為理由,拖香港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後腿。他們甚而連政府要立法在市民中推廣尊重國歌也顧左右而言他橫加阻撓,似乎他們擁抱的老祖宗只是米字旗和「天佑女皇」。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取得了矚目的成就。與其日日罵內地人不文明共產黨不民主,不如拋開符合西方文明與民主與否的狹隘思維,客觀細心看看他們的進步和香港的墮落。無疑內地有千般不是、問題仍很多,但在不斷進步中而且不斷探索尋找出路;香港曾經有絕對優勢、仍享餘蔭,但在墮落中卻仍抱殘守缺不思變革。當代尋常中國老百姓似乎有一個固有觀念:能跑到美國去便會過上美好生活,美國在他們想像中等同是美好的。那是西方文明成功的地方,也是過去兩世紀以來西方文明在世界上作為強勢文明所佔據的獨特地位。但今天事實又怎樣?聯合國赤貧及人權特別報告員Philip Alston去年年底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交的報告最近公開,指出美國三億人口中四千萬人生活貧窮,當中一千八百五十萬活在赤貧;美國四分之一年輕人活在貧窮中,一七年底美國的無家可歸者官方數字是五十五萬三千七百四十二人,但估計實際數字是官方數字的三倍;在美國被關禁的人員比率世界最高,比薩爾瓦多、古巴及俄羅斯都要高。報告更稱美國在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三十七個發達國家成員中,貧窮與社會不平等排名三十五,是社會最不平等的一個國家,由百分之一的人口掌握了全國百分之三十八的財富。老一輩擁抱西方「普世價值」的香港精英每年往代表西方文明與民主的美國跑,向美國人投訴中國的不公香港的不濟;接棒的新一代、被美國《時代》週刊捧上天的香港年輕精英同樣絡繹不絕於途往美國跑。無疑,軍事與經濟力量美國世界第一,但八分之一人口為貧窮人口和差不多每週都發生槍擊、警員射殺平民絕不手軟也絕不稀奇的美國又能為這些香港年輕精英提供什麼值得驕傲的示範與借鑑了?香港該朝哪一方向發展一直沒有社會共識,但肯定的是衰敗中的香港需要的不是抱殘守缺,而是對包括內地發展成功經驗在內的借鑑兼收並蓄。就如四十年前千瘡百孔的中國需要大規模變革一樣,回歸二十一年,香港需要的不是小修小補而是大刀闊斧的變革。■1531366482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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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逸園狗場毒狗驚魂記

澳門逸園賽狗場關閉,回溯逾八十年歷史以六七十年代最輝煌,引來外圍公司覬覦,驚爆集體毒狗事件。謝曉陽,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博士,大學講師,香港獨立媒體編輯。研究領域:殖民管治、權力關係、房屋及動物倫理。文章散見於香港及澳門媒體。曾任《聯合報》駐香港特派員、《亞洲週刊》編輯。逾八十年歷史的澳門逸園賽狗場,由於政府不予續約及生意每況愈下,在今年七月全面關閉。近日,港澳台愛護動物人士紛紛為剩下來的六百多頭格力犬的命運而奔走,希望牠們不致落入繁殖者手上,淪為生育機器,或者全數被「人道毀滅」。突然之間,久遺了的逸園賽狗場又重回到不少人的記憶裏。譬如,人生第一次拿田徑獎牌的地方。逸園賽狗場座落於蓮峰球場內,記得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澳門的中小學舉辦田徑賽事時,大都會借用該場地。小學時,每年都期待「運動會」這天。前一晚上,同學們分頭準備三明治、雞腿及雞翅膀,懷著野餐般的心情去狗場。當然,我們這一群都是啦啦隊,明知無緣獎牌,倒不如看看狗晨操。是的,賽狗和香港賽馬一樣,每天都要操練,觀察當天狀態,亦有狗隻磅數、血統,以及參賽紀錄等。此外,澳門的賽狗均有狗主、狗房及練狗師,與香港賽馬相似。所不同者,澳門練狗師多為華人,而香港練馬師則以外籍人士居多。每場賽事後都有頒獎儀式,勝出狗隻的狗主及練狗師均會上台領獎。目前,逸園賽狗場逢週二、四、六、日有賽事,每晚十二場,入場票澳門幣十元(約一點三美元)。近年來,澳門增加了不少娛樂設施,進出狗場的賭客買少見少,多為早已養成賭狗習慣的中老年人。媒體去年曾經報道,現場所看,只有五十名觀眾及投注者。這與狗場最輝煌的六、七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語。與印尼、上海、澳洲結緣今天的唏噓,無阻往昔輝煌。逸園狗場歷史,是澳門史重要一頁。狗場於一九三一年建成開幕,到五十年代一度關閉,作接收難民之用。六三年難民營關閉,狗場重開。當時的狗場新主人是印尼華裔商人鄭君豹,有志重振狗場雄風,招攬了一些具有上海賽狗場經驗的行政人員及練狗師,將新狗場建得非常具有上海風格。此外,這些練狗師亦曾避戰遷住澳洲,也許是這個緣故,澳門賽狗場直到今天,依然以澳洲格力狗為唯一賽狗品種。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賽狗場重開後進行第一場賽事,是澳門人、甚至香港人的盛事。我看過一部以逸園賽狗場為拍攝場景的粵語長片,叫《鐵金剛狗場追兇》。內容大概是飾演鐵金剛的曹達華原是澳門人,留學多年回到澳門,無意中偵破一宗謀殺案。雖然謀殺案不直接與狗場相關,但案中的大奸角十分喜歡賭狗,因而電影中出現不少賽狗畫面。其實,六十年代,港澳人娛樂項目較少,狗場成為重要的娛樂博彩場所。《紐約時報》中文版在回顧當時賽狗盛況時曾經指出,賽場重新開放後,「澳門所有人都為此而瘋狂……,想要投注的人排起了長隊」,「每個週末,從香港到澳門的渡輪上都擠滿了渴望觀看盛會的賽狗愛好者」。這種博彩盛況除了造就繁盛的賽狗業外,亦引來外圍公司的覬覦,結果發生了震驚港澳的「集體毒狗事件」。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六日,三十七隻狗被發現集體中毒。這些狗原本被置放於同一個區域,準備參加當晚賽事,當狗伕早上帶牠們去晨操時,發現牠們吐血;事件最終導致二十二隻狗被毒死。當年報章記載,澳門賽狗場共有四百八十隻格力犬、一百二十名狗伕及七名練狗師。每一晚,約有一百名保安人員看守著狗隻,要在這種保安的情況下對狗下毒手,並不容易。事發後,警方發現狗場沒有被破壞或惡意進入的痕跡,於是判斷狗隻應是在前一天進食下午四點半餐時中毒的。那時候,狗隻主要食物是袋鼠肉,至於為何食袋鼠肉?一時找不到資料。但我推測,由於格力犬來自澳洲,而澳洲又有大量袋鼠,每過一段時間,澳洲政府就會大規模捕殺袋鼠,殺了後,活生生的袋鼠便成了袋鼠肉,既然如此,成了格力犬的佳餚,也很有可能,而這種飲食習慣也帶來了澳門。回到那宗毒狗案。當時澳門司警判斷,由於這批中毒狗隻分屬三個不同狗房,而每個狗房各自有獨立的狗糧桶,因此,兇手應是分別向三個狗房的糧桶下毒。既然鎖定中毒可能來自食物,澳門司警便從廚房入手。果然,中毒案發生翌日,澳門司警已拘捕三男一女,當中一男一女為夫婦,於廚房工作,另外兩人則是狗伕。後來經調查,這可能與外圍賭博公司有關。四人承認一共收了九千元,其中兩名狗伕負責搭線,共分一千元,廚房工作的陳氏夫婦則收了八千元。事件後,逸園狗場加強保安設備,購置了價值二十萬的閉路電視,安置在狗房及廚房不同地點,由中央系統監視,以監察整體情況。香港馬場也出現毒馬案與毒狗案發生同一時段,一九六九至七零年間,香港馬場也出現毒馬案,也涉及在食物裏下毒及意圖操控賽果。可見當時外圍賭博之猖獗,以及港澳博彩業之緊密關連。逸園狗場逾八十年的歷史即將結束,即意味著亞洲不再有合法的賽狗場。對於保護動物人士來說,如果目前剩下的六百多頭格力犬都可以安排到好歸宿,不必再成為商業工具,那麼,這個結束,就可以真正劃上句點了。■153136648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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