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瑜激流驚拍兩岸關係

韓國瑜在全台掀起旋風,北京若繼續挑起台海武嚇,將讓重醒的藍軍陷入掙扎難伸的泥沼當中。陳競新,台灣、香港資深傳媒人,曾在台灣、香港、澳門、中國大陸媒體擔任網媒、電視評論員,香港樹仁大學《新傳網》執行總監,以及電台時事節目嘉賓主持人。現為《亞洲週刊》特約作者;新昊文化公關公司執行董事。 距離台灣「一一二四」九合一選舉尚餘兩週,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掀起「翻轉高雄」的噪動持續在全台發酵,讓國民黨有望南跨濁水溪,直搗失陷三十餘年的綠營根據地高屏溪,而他透過Youtube和IG等網絡「空軍」,更重燃久陷頹勢的藍軍士氣,外溢效應直達台北市。尤其是十月二十六日在鳳山初次打出「陸軍」組織戰,全場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三萬枝大會準備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古月照今塵》歌聲中揮動搖晃,畫下了一幅久違的中華民國國旗飄揚場面,證明韓國瑜自去年九月接任國民黨高雄黨部主委後,深耕細作的政績。韓流,讓國旗重接高雄地氣。十月中有民調顯示韓本人支持度首次高於民進黨候選人陳其邁且達七個百分點,綠營《美麗島電子報》同月底公布的調查更發現,民眾對國民黨的好感度出現黃金交义,超過四成,反而民進黨只有兩成七,遠低於五成七的反感度。民進黨這時才驚覺危機,總統兼黨主席蔡英文乃下達動員令,強打組織戰,總統府秘書長、前市長陳菊也頻頻班師回防,地下電台更天天將槍口瞄準韓國瑜,抹紅抹黑,拉抬綠營聲勢。韓國瑜大勢叫好,但民間賭盤也不敢掉以輕心,畢竟民進黨的危機意識爆發,該黨過去的選戰手段有跡可尋,高雄市一九九八年謝長廷挑戰吳敦義、二零零六年陳菊對壘黃俊英,都能在選前沒兩天才祭出「奧步」(陰招)扭轉劣勢,分別僅以四千和千票勝出。這次總統府決定選前兩天在南海太平島舉行實彈演習,將選舉調子硬拗回政治面,加上華府如今傾向綠營,藍營難免憂心,還需面對甚麼奇招?況且國民黨內部多位大老各懷心事,會否在已微妙啟動的二零二零年總統大選卡位戰中,讓得利於「選人不選黨」的韓國瑜,染上過份濃厚的國民黨色彩而折損支持度?但不論結果,這次「韓流旋風」帶來重要啟示,北京必須重新檢視過去兩年的兩岸政策。││北京當局二零一五年中已看出國民黨的頹勢,涉台系統在軍令狀下趕緊在該年十一月舉辦了極具突破性的「習、馬會」。但自民進黨完全執政後,北京對於國、民兩黨雖然仍有差別待遇,卻似乎也看扁了國民黨,像國共論壇舉辦規格,總讓人有備受冷待之感,又另闢兩岸民間圓桌會議,降至純民間性質。││兩岸之間一向有舉辦上海│台北雙城論壇,國民黨這次在高雄若搶灘成功,是否也可以舉辦上海│高雄,甚至加上香港的三城論壇呢?這三城同為大港口,互相參詳,讓高雄重復二十年前的港口盛況,對於鞏固藍營在南部的版塊絕對有加添能量的作用。││韓國瑜這次能在短期成功攻入高雄這片綠油油的港都,除了他的個人特質,也繫於他淡化政治、強調經濟,並訴求北漂青年的感性議題,打動了不知多少中間選民甚至深綠的柔柔父母心。「讓人可以進來,貨品可以賣出去,高雄發大財」的選戰口號,全台民眾都琅琅上口。但他所屬國民黨提出的「九二共識」,內涵絕對是「一中各表」,若北京當局期望在兩岸之間尋求和平分治,在中美爭霸背景下爭取台灣民心和解,也即是「親美」的現實之餘,也能與「和中」而非「抗中」並存,便須讓兩岸取得最大公約數,最好就是從過去這兩年只談「一中原則」的文攻策略,以及海空武嚇所展露的猙獰臉孔,重拾之前比較善意的態度,起碼不再排斥國民黨揭櫫以「一中各表」為內涵的「九二共識」。中共中央二零一二年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可「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承認兩岸分治現實,豈非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初心?這次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在中美爭霸的國際大勢下,本來佔盡優勢,政治上,蔡英文在雙十演詞回應了美國副總統彭斯十月四日狂轟中共的宣戰檄文,試圖將台灣選民的情緒帶向新冷戰格局。經濟上,多家大型高科技台商有意自大陸返台,避開美國徵討的高關稅,這對執政民進黨可謂享盡天時地利優勢。唯蔡英文言猶在耳高喊的「謙卑謙卑再謙卑」早已杳杳,清算國民黨的黨產委員會違法亂紀,轉型正義委員會的正義旗幟更演成選舉操作的「東廠」,民間謔笑這次選舉為「一一二四滅東廠」。而在戰略操作上,先有五月與台北市長柯文哲切割,違悖團結白色及年輕力量的大忌,再來在北市民進黨市議員連年施予壓力下,由總統府資政吳晟女兒吳音寧接任北農總經理,高薪厚祿,卻備受批評濫用公帑,即使《美麗島電子報》高層也批評這引起年輕世代的相對剝奪感。再來蔡半年前邀請時任高雄市長陳菊北上擔任總統府秘書長,陳竟然帶上市府十七位官員,讓市府青黃不接,更讓民進黨全面執政才兩年,已染上了權貴派系政治的污名。無人能預知韓國瑜是否能奪得高雄市長寶座,也難確定這次選後蔡英文是否需要為綠營不太亮麗的選舉成績辭去黨主席一位,讓民進黨陷入權力重組的鬥爭格局,但可以肯定的是,藍軍多年來經過含淚投票,到兩年前的含淚不投票,在這次韓國瑜颳起的旋風下,睡獅甦醒,北京若繼續挑起台海武嚇,不但落入中美爭霸的口實,更讓重醒的藍軍陷入掙扎難伸的泥沼當中。■1541648074387

詳細內容

日中關係和緩後的日台關係

日台關係提升以兩岸關係穩定為前提。如今兩岸關係停滯,日中關係回暖,日台關係突破的難度相當高。本田善彥,日本資深媒體人、旅台作家,最近出版中文書《台灣人的牽絆─搖擺在台灣、大陸與日本間的三顆心》。 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四十週年的今年,日中雙方經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訪華,看似恢復了一定程度的穩定。自一九七二年的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關係起伏不定,特別是迎接二十一世紀以來,由於領土糾紛及歷史問題更是掉到冰點。未來,日中兩國關係可能還會有些波折,但美國在亞洲的力量持續減弱的情況下,如果日本繼續耗盡國力與中國大陸對峙,將成為難以承受的重擔。站在國家利益的觀點,日方不得不尋求合理正常的日中關係。可預測的是,日中雙方無論主觀情緒如何,勢將繼續拉近雙邊關係。日中關係好不容易邁進和緩之際,台北方面擔憂日中關係改善衝擊到日台關係,這算合理反應。總的來說,隨著日台民間交流的擴大和深化等,外表一團和氣是沒問題的,但在兩岸關係停滯,甚至可能再惡化的情況之下,日台實際關係突破或提升的難度相當高。畢竟日中關係和日台關係就是硬幣正反兩面一般的關係。大約三年前,蔡英文當選台灣總統之際,諸多日本專家和媒體人曾一度抱著高度樂觀的心態,預測日台關係將提升和擴大。而蔡也在當選後的記者會上表態重視對日關係,安倍和日外務省也祝賀蔡的當選,日台關係顯得活絡。尤其最早安倍的親綠形象較鮮明,不少人士期待在經貿和安保方面,日台的實際關係會有進展,有些偏右的日本政客表明要推動所謂「日本版台灣關係法」。的確,美國有「台灣關係法」,但在該法成立的一九七零年代,強大的美國站在「聯中制蘇」(北京便是「聯美制蘇」)的戰略高度,積極跟當時落後貧窮的大陸聯手。舊的冷戰結構早已不復,今天大陸國力崛起,美日相對地衰退,北京不可能默許觸及到他們核心利益的法案。不用說「台灣關係法」,現在台北當局跟沒有邦交的國家之間,要談什麼公報,簽什麼協定都難度極高。假如要試探國安方面的合作,也許枱面下能談些事,但正式談判和明確的升格是很難想像的。日台關係進展背後其實,近二十幾年,日台關係有具體進展的,不在於刻意打出「親日」形象拉攏日本的李登輝時代,也不在於日方空盼「親日」的民進黨政權的時代,反而是在與日方有相對距離感的馬英九時代。二零零九年台灣當局在北海道札幌順利開設於日本第六個代表處,二零一一年完成台日航空協定的定期換約,雙方同意納入「開放天空協議」(Open Sky),還有簽訂日台投資協定、日台租稅協定等幾項重要協定,特別是二零一三年四月,日方改變長期以來的態度,同意簽署日台漁業協定。日本政府本針對尖閣諸島(台方稱釣魚台)的議題,堅持尖閣諸島是日本固有領土的立場,強調根本不存在尖閣諸島的主權問題。日方願接受日台漁業協調的背後,就很明顯地看出其拉攏馬政府,以阻止兩岸在尖閣議題上合作的意圖。馬始終強調尖閣問題上不會尋求兩岸聯手,但日方還是無法消除疑慮,最後答應跟台方討論漁權問題。馬時代,日台實際關係有具體進展的背後,不僅是台方掌握無形的籌碼,還有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北京克制對日本的干預。當時,我為了了解日台之間的政經關係,訪問過幾位日本官員。當時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兩岸關係穩定時,推動日台關係較容易。據他們回顧,一九七二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後,日本試圖跟台灣展開的任何談判,北京都盯得很緊,若北京認為日台關係的發展超越他們容忍的界限,就立刻提出嚴正抗議,展開干擾,外交壓力極大。因為東京和台北之間沒有邦交,所以許多事務都在枱面下進行,北京非常在意日台非正式的接觸裏有無小動作,基本上以不信任的眼神來監看。其中一位前外交官透露,若兩岸互動良好,北京比較不會質疑日台之間的談判內容。這番話意味著,假如兩岸關係相對穩定良好,日台的溝通也相對容易暢通。照此邏輯,蔡政權登場後,兩岸關係一路探底,不見改善的跡象,此時日台關係也就難有進展,拓展關係的難度增加了。換言之,日方國家元首的親屬參加台方的活動、日台雙方民間交流機構改名稱等,這些不耗大成本也不直接牽動本質的事宜,看似日方還願意做給台方看。但要進一步推動日台雙邊關係提升層次之時,仍然需要以穩定的兩岸關係為前提。因此短期內,不管誰發送什麼感人的推文慰問天災,宣布提供什麼協助等,還是無法改變決定日台關係最根本的架構。日中關係先於日台關係當今,日中兩國間出現不少棘手議題,但也存在高度相互依賴的經貿關係,到了最後一刻,雙方仍然必須迴避最壞的情況。兩岸關係繼續低迷,北京繼續封殺台北的國際空間。日本就算有利用台灣牽制大陸的念頭,最終仍必須站在國家利益的角度,考慮成本和最後的平衡點。過去,日台關係從來都沒有優先於日中關係;未來,如果美中和日中關係沒有出現根本性的變化,日本和兩岸關係的結構自然不會改變。■1541648074465

詳細內容

香港的步行城市地位岌岌可危?

 林沛理,專欄作家,最新的著作是《英為中用十大原則》,商務印書館出版。[email protected] 香港人長壽冠全球,跟香港是「步行城市」有沒有關係?按人口比例計算,香港人擁有私家車的百分比不及新加坡的一半和台灣的三分一,更遠遠落後於美國和大陸。在日常生活,單車和電單車的使用也不普遍。無疑,香港是彈丸之地,公共運輸系統也異常發達;但總括而言,香港人用雙腳走路的時間多於其他大城市的居民。說香港是最宜步行的城市,並非言過其實。世上再沒有另一城市,讓步行者可以在短短一小時內從日落西山走到繁華盛世,從俗不可耐走到美不勝收。在香港,美與醜、新與舊、成與敗和喜與悲,相距往往只是一步之遙。步行是體驗這個城市最好的方法,一如在公路上風馳電掣,是體驗所謂美式生活(the American way of life)的最好方法。可惜,步行這種香港經驗近年來大為貶值。在今日的香港做步行者,捨交通工具而用兩條腿走路,是愚勇;有時更像在流沙上奔跑,是白費氣力。香港越來越多人,在很多地方走路變成擠路。更糟糕的是,走在路上的人絕大多數不以步行為樂,而是並不享受步行、以服藥心態步行的遊客、購物者、上班族、學生和赴約者。他們不懂在城市步行的規矩和禮儀,例如在什麼地方可以停下來,在什麼地方要繼續前行。對步行者來說,這些人無異於障礙物。在充斥著障礙物的城市步行,步行無可避免變成障礙賽。從前的香港是步行者的樂園,但這個城市的完整、緊湊和有機性近年遭到嚴重破壞。旅遊業過度發展和遊客太多(overtourism)衍生的問題固然難以解決,更要命的是樓市如暴走列車,令香港變成一個「永遠在修建中的城市」(a city under permanent construction)。集體運輸系統的特徵是它的效率與「有目的性」(purposefulness),步行的樂趣卻恰恰在於它的漫無目的和漫不經心。兩者本來可共存,但港府為應付不斷增加的訪客,集體運輸系統的效率與「有目的性」變成了凌駕一切的公眾利益。整個城市的設計,彷彿只是讓貫穿全城的鐵路網絡可以有效運作和不斷擴建。在這個大前提下,步行不被鼓勵甚至被邊緣化。從這個角度看,香港無遠弗屆的鐵路系統是一種不著痕跡但非常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迫使市民隨波逐流、規行矩步。法國作家格羅斯(Frederic Gross)在《步行的哲學》(A Philosophy of Walking)指出,東方人冥想要靜下來,西方人卻喜歡邊走邊想,用逍遙之法做沉重之事。古代西方有一哲學流派叫「逍遙派」(peripateticism),追隨者以獨特的方式走路,時而朝氣勃勃,時而心事重重。格羅斯稱這種充滿哲學意味的走路方式為「沉思式步行」(contemplative walking)。難怪西方很多鴻儒大哲如盧梭(Rousseau)、梭羅(Thoreau)和康德(Kant)皆認為,步行是西式的沉思和冥想(Walking is the Western form of meditation)。我們活在一心多用(multi-task)的年代,但步行的時候只可做一件事,就是用兩條腿走路。在這個過程中,步行者在身心和思想感情合一的狀態下,重新發現活在當下的意義。評論家卡津(Alfred Kazin)在《城市步行者》(A Walker in the City)提到,美國盛產「走路詩人」(walker-poets),其中的表表者是惠特曼(Walt Whitman)。對惠特曼來說,步行的目的是走向大眾、融入生活,將狹窄的「私我」(private self)擴大成關心社會的「公我」(civic self)。香港也許有全世界最先進的鐵路網和集體運輸系統,但這補償得到我們失去的步行樂趣嗎?■1541648078489

詳細內容

一篇令港大蒙羞的悼文

 香港大學英文水平的低落繼續叫人吃驚。金庸(查良鏞)離世,港大以校長張翔的名義發悼文,寫道:「A monument to the importance of Humanities and Art, HKU was privileged to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legend himself when he served as Honorary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Chinese in the Faculty of Arts.」金庸與港大的關係匪淺。早在八十年代,他已在港大設立「查良鏞學術基金」;其後獲港大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並擔任文學院中文學院榮譽教授。他死後,中文學院發的悼詞形容他對社會及港大的貢獻「長存不朽,流芳百世」。校長的悼文當然也是志在歌功頌德,但這樣寫英文,卻變成了厚顏的自誇。將以上一句話譯為中文,意思只能夠是:「香港大學是樹立藝術與人文學科價值的豐碑,巍然屹立;在其(金庸)出任文學院中文學院榮譽教授期間得到他的惠澤,港大深感榮幸。」這是最差勁的詞不達意——奉承和恭維變成自吹自擂。在別人的喪禮上吹自己的喇叭(blow one’s own trumpet at other’s funeral),如此失禮,香港的最高學府就不怕令它的師生、教職員和校友蒙羞嗎?在港大圖書館可以找到的權威英文寫作指南《風格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Style)說得一點也不含糊,展開句子的分詞片語,只可用作形容這句句子的文法主語(A participal phrase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must refer to the grammatical subject)。換句話說,悼文要不貽笑大方,必須改寫成:「A monument to the importance of Humanities and Art, he served as Honorary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Chinese in the Faculty of Arts. HKU was privileged to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legend himself.」■1541648078567

詳細內容

潛伏在香港的「木馬」

只要一小撮外國國籍香港永久居民熱衷為宣揚港獨提供平台,香港將永無寧日。陳莊勤,香港民主黨創黨成員、執業律師;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後於香港大學獲中國商業法碩士。  因邀請鼓吹香港獨立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到外國記者會(FCC)演講,而引起軒然大波的外國記者會副主席馬凱(Victor Mallet),十月在香港的工作簽證到期,申請續期不獲批准。馬凱在申請工作簽證續期期間離港再回到香港時,僅獲給予七天停留批准。馬凱是英國護照持有人,他入境香港只獲准七天逗留簽證,遠遠低於一般持英國護照進入香港的旅客可獲六個月逗留期的期限。馬凱是《金融時報》亞洲新聞主編,在他的工作簽證續期被拒時,僅被給予七天時間逗留,一般相信與FCC邀請陳浩天演講宣揚港獨事件有關。對馬凱被拒續簽工作簽證,英國政府要求特區政府解釋,美國政府亦關注事件;香港的反對派則強烈批評拒絕馬凱工作簽證,嚴重損害香港的言論及新聞自由、動搖本地及國際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雖然特區政府以一貫態度不對個別簽證決定置評,但毫無疑問,對馬凱工作簽證拒予續期,並只給予七天逗留的決定,必然是政治決定;而且是向馬凱本人、在香港的外國媒體、以至國際社會傳遞一個重要的信息——不僅是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對宣揚港獨都是持零容忍的態度。在十月向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後,特首林鄭月娥曾表示香港需要更大的政治包容,林鄭月娥的政治包容說法立即面對質問。她被質問政府拒絕給馬凱工作簽證續期,如何可以說服市民這不是打壓新聞自由或政治異己、而是政治包容時,便斬釘截鐵地表示,政治包容有前設,亦即不能觸碰「一國」底線。她更表示如果政府息事寧人,便會有人變本加厲,故政府不可迴避。林鄭月娥的說法,差不多已很清楚表達了特區政府就馬凱邀請陳浩天到FCC演講,引致馬凱被拒續期工作簽證的立場,亦間接承認了馬凱被拒工作簽證續期與相關人士觸碰了「一國」底線有關。沒有受過正規國民教育、甚至沒有讀好中國歷史如陳浩天這類年輕人對中國疏離,一面倒接受西方價值灌輸、不從多角度思考、拒絕接受自己的中國國民身份而導致思想混亂,對國家與民族的概念混淆不清,誤入歧途走火入魔,走上鼓吹港獨之路。確實如香港的反對派所言,如陳浩天這樣不切實際鼓吹港獨的年輕人只是極少數。但鼓吹港獨威脅香港「一國兩制」的,不是這一小撮極少數的青年人,而是一些戀殖政客與仇恨中國共產政權人士、以至敵視中國的一些外國政府與外國媒體。他們對這些誤入歧途的年輕人不單視若無睹、甚而以捍衛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為藉口變相包庇與鼓勵這小撮年輕人在錯誤的道路亂闖,影響其他年輕人,把鼓吹港獨思維向其他年輕人散播。特區政府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準備八百頁紙的證據才能引用《社團條例》把鼓吹港獨的香港民族黨定為非法社團予以取締;但對其他仍然或是以自決、或是以學術討論港獨、或是以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或其他方式為借口變相包庇掩護鼓吹港獨的組織與活動、或對為鼓吹港獨組織提供平台的組織活動者無可奈何。香港作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在《基本法》下,有一個更複雜的因素是為鼓吹港獨者推波助瀾包庇掩護的不乏非中國籍的香港居民。任何政府決定觸碰到這些非中國籍的香港居民,便會引來外國政府的干預。二零一五年銅鑼灣書店事件主角之一的桂民海便是因為持有瑞典籍,所以瑞典政府便有權過問。同樣地,馬凱是英國人,英國政府在馬凱被拒絕工作簽證續期時,便有權過問,緊急要求特區政府解釋。根據二零一六年中期人口普查,在香港七百三十多萬人口中,持有外國護照的香港居民人口比例,由零六年中期人口普查的百分之五上升到一六年的百分之七點七,人數由三十四萬二千一百九十八人上升到五十八萬四千三百八十三人。在這百分之七點七的外國籍人口中,約百分之四點七為菲律賓及印尼籍人士,相信大部分為外籍傭工,餘下佔香港人口百分之三的外國國籍人口中,基於英國與香港的特殊關係,英國籍(不計算沒有居英權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持有人)的香港居民有接近百分之零點五,超過三萬五千人。在港享有領事保護權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款規定,在香港合法居留的外國籍居民,除了是外傭外,居留超過七年的均可申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外國籍香港永久居民與中國籍永久居民享有同等權利。然而更重要的是非中國籍永久居民在香港可以享有領事保護權,特區政府對這些類別的永久居民採取任何行動,相關的外國政府均有權介入干預。香港回歸中國二十一年仍未能根據《基本法》為國家安全立法,在目前香港並沒有國家安全立法的環境下,假若這些外國籍永久居民在香港進行損害中國國家安全、主權及領土完整的行為,特區政府不單不能如任何國家一般把這些外國人請走,更要面對這些人所屬國家政府的指點干預。以馬凱的例子,假若他已在香港連續工作超過七年,他便可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以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若公然鼓吹港獨,或為鼓吹港獨的任何團體提供平台,只要一天這些鼓吹港獨團體未被定為非法團體,在缺乏國家安全立法的情況下,特區政府對這些為鼓吹港獨團體提供平台搖旗吶喊的外國人也是無可奈何。西方國家的雙重標準在東方傳統與西方價值的爭論中,以西方價值為中心的西方國家政府、外國記者與媒體,視批評不按西方標準的行為為天公地道,反對或批評西方標準的,便被他們視為大逆不道。但西方國家也真的嚴格按他們的標準處理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嗎?就以不久前美國司法部以散播網上謠言干預美國中期選舉為理由起訴一名俄羅斯女士為例,可以看見當涉及國家利益時,所謂言論自由,西方國家也早已拋諸腦後。事件中,美國聯邦調查局便明言起訴凸顯網絡宣傳對美國民主的威脅。西方國家便是這樣的雙重標準,非西方國家防範阻止網絡惡意宣傳的被視為侵犯言論自由、大逆不道,他們自己幹同樣的事情便是天公地道。在香港,打擊宣揚港獨,站在中國人立場來看是天公地道,卻被西方國家政府、外國記者與媒體視為侵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大逆不道。這種爭論實質便是爭奪話語權的信息戰爭。對香港社會觀察入微的潘麗瓊便以《木馬屠城記》的「木馬」譬喻如馬凱一般隱藏在香港打信息戰的西方媒體及人士,適時發難,在香港內部挑起爭端,為外部勢力對香港指指點點開路。在任何國家,對國家民族的認同與效忠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話題,不會有任何國家讓這些問題任由非本國公民反客為主、說三道四。然而在香港,以立法會議員因宣誓效忠問題而被取消議員資格的司法覆核案件例子來說,為個別被取消資格議員在法庭陳詞的竟然是不懂華語的非中國國籍大律師,主審法官用英語審判用英文裁定一個議員以華語宣讀中文誓詞是否有效的案件,這便是面對關乎國家安全與利益問題時,香港遇上的特殊而荒謬的滑稽情況。香港一些主張本土與自決的年輕人為保衛粵語抗拒中國而甚至對在學校普及普通話也極度抗拒,然而,在香港這荒謬而滑稽的情況下,用英語聆訊及裁定涉及中國國家利益與價值觀的國家效忠議題,究竟是什麼人在掌握了話語權?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特區政府須為國家安全自行立法,規定立法涵蓋除了包括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政府、竊取國家機密等五項行為外,更包括了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及禁止香港的政治組織或團體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這兩項重要內容。今天的馬凱,居港未足七年,特區政府可以拒絕讓他繼續居港,將事件了結。不清楚的是不知道將來會有哪一個如馬凱一般,但卻是持外國國籍的香港永久居民,以言論自由為借口為鼓吹港獨者搖旗吶喊提供平台,特區政府在缺乏相關國家安全立法下,除了眼巴巴任由外國政府說三道四、不斷抹黑香港外,特區政府將莫奈之何,也根本沒法把這些對「一國兩制」進行破壞、潛伏在香港的「木馬」請走。來港工作的外國人對中國沒有國家效忠,這些外國人若成為外國國籍的香港永久居民,只要其中極少數熱衷參與涉及中國國家主權與統一的香港政治爭論,均將為已喋喋不休的香港政局帶來更多更複雜沒完沒了的爭論。馬凱事件從另一個層面凸顯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迫切性;也凸顯了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在維護國家統一與安全所面對的複雜局面。■1541648074527

詳細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