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涅槃 鳳凰浴火重生

沒有秩序,就沒有自由。一國就是秩序,兩制就是自由。不落實一國,絕無兩制。不破不立,面對混亂不堪的香港,我反而看到了希望,甚至可以預言,二零二二年之後,香港將進入第二次騰飛的輝煌時刻。盧麒元,又名盧欣,財經作家,沃德國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二零一九年夏,香港爆發了「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有些媒體稱之為「香港七一衝突」;我稱之為「乙亥夏香港動亂」。這場動亂,至今尚未平息。圍繞著這場動亂的思考與爭論沸沸揚揚。我寫下此文,對此次動亂的原因、進程和對香港的影響做一次系統梳理。事情總是存在兩面性,亂與治互為因果,總是辯證統一。面對混亂不堪的香港,我反而看到了希望。我甚至預言,二零二二年之後,香港將進入第二次騰飛的輝煌時刻。未來香港戰略定位先說未來香港的國際戰略定位。雷根(列根、里根)總統打破了冷戰時期全球的政治經濟結構,特朗普總統再次打破了後冷戰時期全球的政治經濟結構。我們正處於一個巨變的時代,國家間的政治經濟關係均在迅速的重組之中。新北美自貿協議形成了二十一萬億美元GDP規模的準北美盟邦;歐盟在劇烈動盪和整合之中,歐盟經濟總量在十九萬億美元GDP規模。東亞自貿談判獲得進展,東亞僅中日韓三國GDP規模已經超過二十二萬億美元,如加入朝鮮、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後,將超過二十四萬億的GDP規模。特朗普終結了後冷戰時代,東亞共同體已經是呼之欲出了。須知,東亞共同體,將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共同體,會迅速成長為政治共同體。這是一個經典的儒家文化圈,它代表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很神奇,東亞共同體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幾乎沒有懸念屬於香港。香港成熟優良的法律制度和中西合璧的人文基礎,幾乎讓它成為東亞之都的不二之選。本世紀中葉,香港超越紐約,成為全球金融中心,應該是大概率事件。可惜,國人懵懂,港人糊塗,自賤東方之珠,任毀東亞之都。再說未來香港的國內戰略定位。政治上,香港對中國的重大意義不可替代。粵港澳大灣區存在的制度基礎是什麼?當然是優越的香港司法制度。大灣區可以考慮直接引入香港司法制度之經濟部分(例如合同法等等)。中央政府可以考慮委託香港特區政府建立大灣區中級人民法院,使用香港現行司法制度、機構和專業人士統一處理大灣區的經濟案件和經濟糾紛(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關鍵節點就在於統一於美國的法律)。偉大的司法實踐將為大灣區帶來極大的制度進步,大灣區將成為全球資本最嚮往的熱土。這一舉措將為未來中國的司法改革開啟一扇天窗,其潛在的政治意義不可估量。經濟上,香港的重要作用不可替代。香港股市市值於二零一五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三(五點七八萬億美元),是中國資本融通的重要平台。香港在不遠的將來,也將成為亞太區最重要的債券發行和流通市場。由於中國正在進行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在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需要緩衝地帶,香港就是中國金融的山海關。更由於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香港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跳板。香港在中國國內的戰略地位十分吃重,無可替代。可惜,國人短視,港人自卑,未能妥善經營,任由香港墮落。所謂上海或深圳的替代之說,實在是缺乏戰略思維的淺見和謬見。非常遺憾,西方戰略家懂得香港,他們知道制約中國必動亂香港。香港動亂的外因與內因先說外因。到二零一九年六月,中美貿易戰進入高潮。事實上,中美的戰略博弈,從來就不會止於經濟領域。中美政治與經濟的博弈,都必然發端於中國的金融山海關。逃犯條例修訂法案何錯之有?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比竇娥還冤!這只是搞事情的藉口,這藉口實在是荒謬至極。至今為止,我問過的上街人士,竟無一人閱讀過逃犯條例修訂法案。與之對應,已經有足夠證據證明(請查閱香港媒體不再贅述),某些國家的組織和個人深度介入了「乙亥夏香港動亂」。中國人其實熟悉這些傳統套路:做貿易的,賣鴉片;玩金融的,送動亂。兩百年來,西方大國博弈從來都見不得光。當然,在議會,在媒體,袞袞諸公仍然義正詞嚴。英治時期,總督集立法、司法、行政權於一身,可算是亞洲的超級獨裁者,未見袞袞諸公要民主。回歸之後,極度分權,完全司法獨立了,反而有人要民主了。其實,這一劫醞釀已久,非戰之罪也。再說內因。香港回歸,一如所有英屬殖民地,被英國在經濟和政治上埋下了毒蠱。經濟上,一九八三年底英國將港幣發行制度轉換成了聯繫匯率制度,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三鎖死了土地供應。英國人非常厲害,兩個動作就分解轉移了香港的金融主權和財政主權。回歸後的中國政府,其實並未掌握香港的經濟主權。英國人雙管齊下,送香港進入了萬惡的「超級地租」模式。八十年代,英國經濟極度困難,時任首相撒切爾(戴卓爾)夫人要搞私有化,盯上了富裕而弱智的香港。通過超級地租,英國商人在回歸前挪回英國不少於五千億鎊的資本(以後再提供演算法和數據)。從此,大英帝國得以苟延殘喘,香港則進入了歷史性的衰退。以致於,香港回歸前,大規模資本淨流出,提前終結了工業化進程,幾乎喪失了創造價值的能力。如此,埋下了嚴重的經濟問題,成為現在政治問題的根源。政治上,英國人在香港進行了高度分權,特別是將涉及主權的立法權混同於治權,將真正的政治主權留在了香港而未上繳北京(這一點至關重要)。如此,凡涉及主權問題,都會掀起滔天巨浪。從二十三條立法到今年的修例風波,已清楚證明香港的立法權不在北京,也就是說北京未能掌握香港的政治主權。回歸二十二年了,香港政治主權竟然虛擲,可見英國政治家的老謀深算。香港,回歸之後,更像是無主之地,官僚、買辦、財閥橫行霸道,中產階級已經悄然消逝了,普通民眾陷入了相對貧困的窘境。如此香港,豈能不亂!客觀的說,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是極為仁慈的。他們為英國人支付了管治帳單,並給予香港同胞充分的信任。在香港困難的時候,毫不猶豫地給予一切幫助。但是,缺乏哲學高度和歷史跨度的「仁慈」,幾乎等同於愚蠢和懈怠,是極端不負責任的表現。他們忽略了香港極度扭曲的經濟結構,任由香港居民廣義稅負達到駭人的程度(已經到達動亂極限);他們無視香港三級立法權全部非勞工化帶來的憲政缺陷,無意識地極度壓縮了香港底層民眾參政議政的權力(老百姓的訴求完全無法伸張)。以致於,民意完全無法上達,只能萬人上街表達訴求。經濟窘境加上憲政缺陷,香港之亂,其來久矣!多說一句,香港人民是這個世界上,最感恩、最純樸、最聰慧、最勤勞的人民。不要貶損他們,不要低估他們,只要給他們好的制度,他們隨時可以創造人間奇蹟。香港的第二次騰飛不破不立。香港必須真正落實一國兩制,在破與立的動態平衡中實現五十年不變。請牢牢記住政治哲學的基本邏輯:秩序與自由,互為因果,一體兩面,沒有秩序,就沒有自由。一國就是秩序,兩制就是自由。不落實一國,絕無兩制。國家喪失了立法權,就沒有香港的司法獨立,就沒有利益民眾的行政管理。治港的最高原則是,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人民的利益,當然高於官僚、買辦、財閥的既得利益。基於此,香港的改革方略就清楚了。第一,必須立刻終止「乙亥夏香港動亂」。擒賊先擒王。「乙亥夏香港動亂」啟於某國系統的組織和策動。中國有必要採取非常規手段,揭露真相,終止干預,斬斷黑手,清理門戶。同時,對同胞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有關部門不能局限於記者招待會,必須走到中產階級和勞工階層中去。告訴他們香港未來的國際定位和國內定位,告訴他們西方大國挑動動亂的真相,告訴他們中央解決問題的決心,懇請他們留出解決複雜問題的過渡期(兩年時間)。必要時,必須以鐵腕手段恢復秩序,國家機器義不容情,不必顧忌說三道四。第二,必須堅決收回香港的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一直以來,習非成是。我們將主權誤認為﹕一面五星紅旗,一支駐港部隊,一個外交公署。其實,真正的主權是政治主權(立法權),是經濟主權(財政主權和金融主權)。全國人大必須立刻行動起來,立法區隔香港的主權與治權。首先,收回政治主權,將涉及國家主權的立法權全部收回全國人大(如二十三條立法等)。其次,收回經濟主權,將涉及地權的財政主權與涉及幣權的金融主權全部收回全國人大。在給予香港雙普選之前,必須真正落實「一國」的全部內涵。未能落實一國,何談實現兩制。第三,必須建立合理、合憲而高效的香港憲政制度。中央政府對香港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實現嚴格的階層與區域的比例代表制度,實現以中產階級和勞工階層為主體的代議制度模式。大陸各地方的港區人大代表和港區政協委員應以香港優秀青年為主體,結束工商界子弟壟斷參政議政的荒唐現象。要給底層港人與中央政府溝通的權力與通道,他們需要真正的代議者。落實香港特首普選在充分體現階層和區域代表性的基礎上,實現立法會普選。落實一國之後,就應該落實兩制,應該還給港人雙普選的權力。第四,必須重建香港的稅政體系。必須終結香港萬惡的超級地租制度,建立香港直接稅稅政體系。香港於二零零五年取消了遺產稅,香港從此再無真正意義的直接稅,香港的稅政制度邪惡而荒謬,成為全世界富豪的天堂,成為中國土豪的洗腳盆,香港居民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一切,必須結束了。香港必須建立以遺產稅、贈予稅、離境稅、房產稅等直接稅為主體的新型稅政結構。讓食利者感到羞恥,讓勞動者感到光榮。我們必須讓香港重新成為創業者和創造價值者的天堂。第五,必須開啟香港大規模基本建設。香港需要四大基本建設:一是未來十年香港需要建設兩百萬套居民住房(必須落實居者有其屋)。二是港府(含中央機構)需要搬離港島商業區(可以考慮前海地區)。三是香港需要建立數字經濟發展基地(將老工業區變成數字經濟特區)。四是香港需要重建高科技農產品生產基地(已經有恢復第一產業的完整計劃了)。必須大力發展生產,讓香港具備創造價值的能力。結語:管與放,是一個哲學問題。秩序與自由的平衡,是國家治理的最高境界。香港六七暴動後,偉大的社會主義者麥理浩爵士在總督高度集權專制的模式下,釋放了被英國人壟斷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香港居民在獲得政治和經濟權利後意氣風發,他們用短短十年時間就創造了令世界震驚的香江奇蹟(每每聽到《獅子山下》都激動不已)。過去二十二年,我們的失誤在於屬於主權範疇的事情不敢做主,屬於治權範疇的事情不肯放手,結果是主權與治權都爛成了一筆糊塗賬。香港問題,貌似複雜,其實簡單,要點在於各就各位。一國兩制,確實是偉大的制度構想,我們不能辜負中國兩代偉人的仁慈悲憫和遠見卓識。這裏多說一句,我們要像愛護眼睛一樣,仔細守護香港的司法制度,洋人出任大法官並不可怕,相對獨立的司法制度恰恰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不要因為一些事情掣肘就粉碎香港的核心價值。另外,請關閉多如牛毛的港澳研究機構(它們本質上是官僚、買辦、財閥御用的宣傳工具),它們恰恰是二十二年來香港變得集體弱智的根本原因。香港同胞要珍惜未來兩年的過渡期,做好「乙亥夏動亂」的善後工作,準備迎接二零二二年後香港歷史性的騰飛。■156584092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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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個李小龍

 新片《從前,有個荷里活》(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大陸片名《好萊塢往事》)最突出的角色,是美籍韓裔藝人Mike Moh飾演的李小龍。此片的導演昆頓·塔倫天奴(Quentin Tarantino)醉心中國功夫和港產片,自言是李小龍的「頭號粉絲」(No. 1 fan)。可是,影片裏面的李小龍囂張跋扈、好勇鬥狠,不是一代宗師,而是一介武夫。反而主角畢·彼特(Brad Pitt)飾演的退伍軍人和特技替身,才是真好漢和大丈夫。他的舉手投足展現出美國男性的理想特質——硬朗而不好鬥(toughness without belligerence),有魅力而不帶虛情假意(charm without smarminess)。跟他腳踏實地的俠義精神一比,李小龍的外強中乾馬上相形見絀。這是好萊塢根深蒂固的大美國主義,也反映了在這個「我也是」(Me Too)年代,美國男性的身份危機和角色焦慮。影片找李小龍來製造「對位效果」(counterpoint),證明李小龍這個男子氣概的象徵(masculine icon)已經超越文化、深入人心。全盛時期的李小龍被稱為「世上最孔武有力的人」,但他死時只有三十二歲,顯然不諳養生之道。究竟他有何過人之處,在離世四十六年後的今天仍然顛倒眾生?一九七二年的《精武門》一舉確立李小龍反殖民、反侵略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英雄形象。影片裏面膾灸人口的打鬥場面,不管是李小龍在空手道館以「三腳」功夫將日本人打到死去活來,還是在日軍總部舞動雙節棍大破武士刀,全部都是表演性,甚至展覽性的。他要致敵人於死地,但殺敵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要在殺敵過程中展示他那近乎完美的動作、姿勢和身段。在這個意義上,李小龍是吹毛求疵的唯美主義者和完善主義者,更甚於是搥胸頓足的民族主義者。這樣說,不表示李小龍的電影只有奇觀沒有戲劇,只有表演沒有血肉。他的電影可以說是全無藝術價值可言,但只要他動起手來,馬上變得生氣勃勃。李小龍從來不是好演員——他最熱衷扮演的是他自己一人——也不只是個在舞台上表演的人(a man on stage),而是「整個身子都被激情燃燒著的人」(a man on fire)。李小龍在與敵人對打的過程中,除了經常發出原始的尖叫(primal scream)之外,面上不時流露一種分不清是狂喜還是狂怒的複雜表情。在這些時刻,李小龍進入曖昧而神秘的境界,達致遠離眾人、塵囂的絕對自足和孤獨。這是李小龍作為一個中國原創品牌(Chinese original)獨一無二的孤傲氣質,也解釋了為何成龍、李連杰和甄子丹等後來者不能居上。然而這樣一個不需要任何人、卻不斷被人模仿的寂寞英雄,始終要戴上大義凜然的民族英雄面具,才可以得到社會、國家和人民的理解、包容和歌頌。■156584102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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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暴亂破窗效應與對策

香港少數激進分子利用網絡播謠和破窗效應,煽惑市民上街抗爭。當局須劃清紅線,嚴厲執法,恢復秩序。陳建強,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副會長。 香港正遭內外惡劣形勢夾擊,對外承受中美貿易戰的反覆熬磨,經濟急速滑坡;對內面對修例風波的焦土「攬炒」(香港潮流用語:玉石俱焚),少數激進分子帶頭衝,利用網絡播謠和「破窗效應」,煽惑市民「自告奮勇」登上抗爭戰車,並另闢極限衝擊新戰線。中央則以劃清紅線進行反制,務求穩定安寧,維護一國兩制,恢復社會秩序。「破窗效應」(Broken windows theory)是犯罪心理學的一個理論,認為若縱容不良事件放肆,將會誘使旁觀者心存僥倖,盲目仿傚甚至變本加厲,形成一窗破全屋毀、一石崩堤壩潰的亂局。修例風波便由打破法治的其中一扇窗起,釀成挑戰「一國」主權和國家安全的「港獨」分離主義騷亂,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和生活節奏。另一扇破窗則是體現在暴力抗爭的手段,由最初的和平集會遊行,全面激化為鼓勵三罷(罷市、罷工、罷課)、彈性上班、不合作運動(阻礙港鐵)、快閃式示威、佔領街道和立法會、圍堵行政部門與警察總部、堵塞過海隧道、學校聯署運動、國際媒體登廣告、買「老婆餅」、「燒街衣」等形形式式的抗議行動,雖僅屬學生習作水平,但暴力陡增,既動用汽油彈,更用巨型橡筋彈射磚頭、點燃火頭等,盡顯無限擾民的本質。綜觀香港的政爭,大多數參與者都是起哄式逞勇,欠目標缺戰略,連下一步該怎走也要臨時商議。主事者全程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卻鼓動毫無保護裝備的市民衝鋒陷陣,造成社會動盪,並且承擔受傷和刑責的風險,居心叵測,世所罕見,更是社會之悲!隨著資訊網絡和社交媒體日漸普及和無人管控,網上充斥著反對派的謠言和幻想,以及真真假假的涉事訊息,蠱惑民意、搧風點火,政府應在政治立場及意識形態上,預早做好攻防準備。第一,香港的街頭暴力抗爭雖已師老兵疲,但反對派仍執迷蠻幹,快閃狙擊,令社會接近沸點,中央已明確定性其為「暴亂」,並放出「這場鬥爭已經是一場關乎香港前途命運的『生死戰』、『保衛戰』,已經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等重話。事件如何善了?怎讓香港恢復平靜?是各方的共同責任和任務。第二,針對香港事務,中央尊重一國兩制原則的「兩制」,堅持耐心和克制,交由港府自行處理,只以「底線思維」去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目前,一國兩制有三條不容觸碰的管治紅線,一是危害國家主權安全,二是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基本法權威,三是利用香港對中國進行滲透破壞活動。然而,一場風波折射出現行管治紅線的疏漏,尊重變挨打、砸打擾無罪的歪邪,漏洞不補,法治怎談?第三,在大小氣候的夾擊下,抗爭愈趨「硬碰硬」,情況亦陷入螺旋式惡化。大氣候是中美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香港反對派甘心充當美英等國的反中棋子,並讓香港成為反中舞台;至於小氣候,則是官民之間、陸港之間的信任現鴻溝,讓小磨擦變大衝突,當局有需要就抗爭衝突劃下明確紅線,雷厲風行嚴厲執法。第四,社會抗爭或許無法迴避,爭議亦難盡免,但社會總不能長期處於抗爭狀態。警隊作為治安最可依賴的力量,應有擔當敢作為地依法止暴平亂,果斷取締違法行為,確保一國兩制和法治行穩致遠,不容任何人士以一己理念或「公義」之名,妄行亂港抗中之實,將市民淪作政治陪葬品。第五,隨著少數激進分子刻意將事件往激烈衝突的方向拉,推動網絡社運,任由隱藏身份人士在網絡騎劫把持,鼓吹「港獨」、衝擊中聯辦、污損國徽、丟國旗下海等,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這不再是和平表達訴求,而是「顏色革命」式的叛逆。由於性質嚴重,不但要懲治暴力行動中的違法者,還須追究幕後策劃者、組織者和指揮者的刑事責任。至於當中的外國勢力黑手,更要與外交部協調,嚴打盤究。區別和平示威與暴力分子第六,此次極限對抗充分暴露香港反對派沒有底線式的拒絕合作,不惜損害國家利益的政治本質,中央和特區政府有需要嚴肅應對。嚴懲更要嚴教,要做好青年工作,將絕大多數遊行示威的青年人和學生與極端暴力分子區別出來,積極檢討和完善香港的安全法制與教育法制,培育反暴力、守法治、求穩定和謀發展的核心價值觀,防止他們被反對勢力利用。第七,修法風波突顯的深層次矛盾,以及對陸港關係的傷害、對一國兩制的衝擊,短時間內無法彌平,禍患在未來還會持續呈現,若是心存僥倖,後果將會非同小可。■1565840928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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