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南洋的靈感漂向北方

黃明志歌曲的多元語言特色彰顯大馬華人的優勢,衝擊兩岸三地。他的歌詞在不羈的風格中承載人文情懷,關注外勞等弱勢群體的福祉。這是最有馬來西亞特色的文化魅力。從南洋的鄉下開始,黃明志的歌曲涵蓋了中文(華語、國語、普通話)、英文、馬來文、以及廣東話、閩南話、海南話等全球華人社會的很多方言,成為一種跨文化的呼喚。十一年前的台北銘傳大學,仍然是大眾傳播系學生的黃明志,以一首描寫他的出生成長地││馬來西亞柔佛州麻坡的歌曲《麻坡的華語》,在Youtube上橫空出世,幽默接地氣的歌詞,使他一出道即廣受關注,後來成為今天家喻戶曉的《漂向北方》。當年還是「單幹戶」的他,沒想到後來會感動了神州大地數以億計的「北漂」、也延伸到影響台灣從南部到台北的「北漂」。 「我漂向北方 /別問我家鄉/高聳古老的城牆/擋不住憂傷/我漂向北方/家人是否無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滿了惆悵」,二零一六年面世的《漂向北方》,黃明志的歌詞擊中「北漂」心靈深處,引起共鳴,在Youtube上點擊率高達一點四億。與剛出道時不一樣,這時候的黃明志已是聲名大噪,有完整的製作團隊,作品也更成熟精良,但不變的是他善於從生活中尋找靈感,重視音樂、文字與影片的綜合力量。黃明志的「北漂」,也感動了寶島的新一代。韓國瑜競選高雄市長時,台灣網民改編《漂向北方》的曲子成《窮到發慌》,變成網絡選戰的流行曲子,道盡了台灣新一代薪水倒退的悲情,也成為「韓流」勝選的助力。而黃明志寫的《唱廣東歌》,將流行的廣東歌的曲名與歌手串連在一起,成為一種文化的回眸,也是對經典與不同時代歌手的致敬。雖然黃明志的不少作品被批評為離經叛道和粗俗,引起爭議,不過他在不羈中具有人文情懷,關注弱勢群體,為他們發聲,例如最近的歌曲《Mingalaba 閔閣拉巴》,反映大馬非法外勞在拘留所內遭遇的不人道待遇。這其實是他兩年多前被拘留時,親眼目睹獄中緬甸籍非法外勞慘況的有感而發之作,而Mingalaba即緬甸語「你好」之意,他還特地在編曲上用了Saung(緬甸豎琴),極具民族特色。黃明志的許多歌曲涉及政治和社會議題,他坦言,馬來西亞的多元種族、文化、語言與政治環境使他有源源不斷的創作泉源,「對創作人來說,大馬是個好地方」。黃明志的多元語言才華,也包括日語、泰語、越南語、韓語、緬甸語等,在作品中混搭,而其MV都有華文、馬來文與英文歌詞字幕,成為一大特色。這其實反映了大馬華人的優勢,在多元民族文化環境中成長,具備多語言能力。在Youtube出道的黃明志,是第一代的網絡歌手,也是全球華人創意的先行者,踩著互聯網的雲彩,凌空而來,深入千家萬戶,顛倒眾生。在互聯網時代,「網紅」的影響力無遠弗屆,期待更多的「黃明志們」迸發靈感和創意,將歡樂與人文關懷帶給全世界。■www.facebook.com/yzzkgroup/154769551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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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博弈張力與幕後動力

中加的外交僵局,背後就是特朗普攪局所牽動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與虛無主義,玩弄權術,為求目的,不擇手段。渥太華與北京都要有外交的智慧,尋找創意的路徑,避免陷入雙輸的漩渦中。這是中國與加拿大建交以來最低潮的時刻,雙方關係跌到谷底。渥太華與北京都先後對自己的國民發出警告,說到對方國家旅行會面對危險,也不約而同地指責對方將法律政治化。加拿大人謝倫伯格(Robert Lloyd Schellenberg)由於販毒罪名,在中國被判處死刑,而另一位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凱(Michael Kovrig),也因為間諜罪名被拘禁至今;儘管渥太華當局指控北京沒有給予足夠的領事保護權利,違反維也納國際公約的規定,但北京反駁說康明凱只是前外交官,並沒享有外交官權利。同時華為的波蘭諜影,也對中國形成壓力。最新發展顯示,這可能是美國中情局對華為僱員設下的陷阱。西方的情報系統「五眼聯盟」就是要對中方施加強大壓力,要將華為扼殺。但問題是華為在5G的技術上領先全球,這樣的全面封殺並沒有獲得西方國家民選官員的全面支持。但這也讓北京警惕,西方一些勢力是要回到冷戰時期的遏制套路,在今天全球化的格局下,這都是雙輸的局面。從宏觀的視野來看,美國在特朗普領導下,出現一個「馬基雅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的世界格局,追溯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鬼才思想家馬基雅維利提出「政治無道德」的玩弄權術的政治論述。一切都是現實利益算計,崇拜權力,使出種種光怪陸離的詭計。美國在國際關係的政策,正走向一個美國猶太裔哲學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說的虛無主義(Nihilism)的世界,但求目的、不擇手段,失去了一切道德底線。這也是阿倫特對納粹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批判。歷史上,虛無主義導致了多少時代的悲劇,也是對美國人長期以來自豪的理想主義的無情嘲弄。這也使得美國失去在全球事務的道德制高點,無法發揮美國的軟實力,而是要回到用船堅砲利的硬實力。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長期以來都是踩著美國的石頭過河,也就是美國的模式成為一些改革派潛台詞。美國的立國精神,從傑弗遜到林肯到威爾遜到羅斯福,都是中國改革派啟蒙的靈感源泉。如今在特朗普的胡搞亂纏下,美國在中國社會的形象急劇下跌,昔日美國的開放自由民主法治的榜樣,變成了一個反面教員,讓國際關係又回到了現實主義的爾虞我詐中。但今天全球格局就回到冷戰時期?美國當年對中國的圍堵局面,建立在一種鐵幕內外的關係,彼此都是嚴國門之防,以意識形態的眼光來看待一切。但今天美國很多的商業利益都與中國密切相連,包括在美國虧損的通用汽車公司,卻可以在中國大陸贏得可觀的利潤,就是典型的例子。美國的特斯拉電動車也剛剛在上海設立工廠,瞄準中國龐大市場,而不是在美國被特朗普加以種種的限制。中加關係本來有著深厚的歷史基礎。當年白求恩醫生(Norman Bethune)發揮國際主義精神,到中國行醫,為八路軍治病,最後死於感染。毛澤東寫的《紀念白求恩》一文成為紅色經典(與《為人民服務》和《愚公移山》並列為「老三篇」,是中國革命理論的基礎),也成為中加關係的歷史臍帶。加拿大年輕的現任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上任之初,還信誓旦旦要和美國特朗普劃清界線,不會被牽著鼻子走,但不旋踵間,他對特朗普前倨後恭,對美國亦步亦趨,背叛了父親老杜魯多(Pierre Trudeau)獨立外交的理想。美國知識界也對白宮失去了道德制高點而出現焦慮。一本新書《巨人黃昏│大國的衰落與收縮》(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作者博倫特(Joseph Parent)和麥克唐納(Paul McDonald)就美國面對衰落過程中如何恢復昔日地位,給出種種的建議,甚至劃出了路線圖。他們根據歷史的經驗,發現處於衰落的國家是靈活的,也可以挽狂瀾於既倒,他們也對於今天崛起中的中國提出警告,不要輕啟戰端﹑不要動輒就攤牌。但對北京來說,這也是一個兩難的局面,因為樹欲靜而風不息,面對被欺凌的時刻,就要選擇是否出手和如何出手。其實今天的中加僵局,背後就是特朗普的攪局。渥太華與北京都要有外交智慧,尋找新的突破口,而不是耽於自己熟悉的招數,要有創意的路徑,避免陷入彼此叫陣的漩渦中。加拿大駐華大使已經向中國當局求情,希望法外施恩,槍下留人。謝倫伯格的律師也提出上訴,以拖待變。但這一切都必須看孟晚舟事件的變化。如果加拿大敢冒天下的大不韙引渡她到美國,那麼謝倫伯格就兇多吉少。這是現實主義外交的殘酷結果,也是中加雙方必須避免的惡果。■1547695518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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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受挫的深層反思

英國脫歐的結果反映了公投政治失效、代議政治的內耗、議員只為選票算計的民主弊病。英國作為現代民主的發源地,陷入了民主退潮的窘境,教人深思自由、民主將往何處去。在西方知識界反思政治轉軌、思考如何重建自由世界的秩序時,世界將處於多元化格局,思潮激盪,更需要新的智慧開啟新的道路。文翠珊(特蕾莎.梅)的脫歐方案於一月十五日被否決。英國國會以四百三十二票比二百零二票,兩百三十票之差否決了文翠珊力爭近兩年的脫歐方案,英國命運頓時風雨飄搖,可能面臨「無協議脫歐」的困局。脫歐帶來的政治風暴持續兩年,英倫舉國為之爭吵不斷,老年、青年為之撕裂,形成龐大的政治危機。「公投政治」與「民粹政治」破壞性威力,倒映著自由民主制度的困局,不單未能凝聚社會共識,反而帶來國家毀滅性的危機。工黨黨魁郝爾彬(Jeremy Corbyn)更向保守黨政府提出不信任動議,反映代議政制的失效。英國作為現代民主制的發源地,卻處於社會撕裂、民粹政治的泥沼,教人深思自由、民主將往何處去,是否面對「民主退潮」的格局。脫歐方案否決之際,文翠珊就無奈地說,「下議院否決了方案,但卻沒有提出新的方案」,但隨即引來在場議員喝倒采。這個歷史定格無疑代表了當今英國的政治困局,執政黨寸步難行,在野黨沒有替代方案,除了撕裂,就只有停擺。文翠珊在四面楚歌中,只能說「在這個情況下,『留歐』的機會比『無協議脫歐』大」。文翠珊不無抱怨地說,「脫歐方案」被議會否決,代表議員不願意履行公投代表的民意,她暗批下議院的議員,卻已然對於脫歐局勢失去主動權。這一幕幕無奈的畫面,都是兩年來英國的縮影。英國在脫歐方案後,只有三條出路,一是「拖字訣」,運用里斯本條約五十條再談判,拖延脫歐的時間;二是「二次公投」,推翻上次脫歐公投的結果;三則是「無協議脫歐」,為英國經濟帶來毀滅性打擊。三個方案不論結果如何,最終都浪費了英國寶貴的數年時間,在無盡的政治內耗之中,英國經濟沒有起色,也無法集中精力進行發展,更引起世代的撕裂、競爭力退化的惡果,無疑代表近數十年知識分子趨之若鶩的「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公投政治」等,除了佔據道德高地以外,實際帶來的似乎就只有現實的苦難。卡梅倫的豪賭惡果執政保守黨前首相卡梅倫任內一手策劃脫歐公投,作政治豪賭,最終卻以大敗收場。卡梅倫本來欲師自己蘇格蘭公投的故智,以民粹的投票結果堵住政敵的嘴巴,但意圖操控民粹的結果,卻是被民粹本身反噬。脫歐公投出乎意料地獲得通過,也斷送了卡梅倫的政治前程,留下了公投政治失敗的教科書例子。脫歐公投通過與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都是歷史的轉軌,代表著民粹政治對精英政治的反抗,也反映著代議政治凝聚政治共識、媒體教化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信仰體系的破滅,結果由一些傳統媒體不能代表、民調裏沒有反映的群眾,改變了現實政治。英國脫歐的困局也是自由民主世界的共同困局,早在二十一世紀初,第三波民主化在東歐的發展結果就引起政治學者的擔心,民主許諾的伊甸園沒有到來,反而帶來無盡的爭鬥、仇恨。直到近幾年,民粹政治的抬頭更為民主制度敲響了警鐘。幾年前,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喬舒亞.科藍茲克(Joshua Kurlantzick )就撰寫《民主在退潮││民主還會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好嗎?》(Democracy in Retreat:The Revol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ldwid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一書,指出被視為民主中堅的中產階級有可能不再支持民主,反而開始背叛民主,面對本土主義、部落主義,普世價值變得鬆動。美國知名的民主研究學者戴雅門(Larry Diamond)和柏特拿亦編著了《民主在倒退?》(Democracy in Decline?)的小冊子,反映整個西方知識分子界對現有民主制度的反思,除了自由民主制內部的危機以及在發展中國家民主模式的失敗,亦面對中國與新加坡這些非民主國家經濟上的成功,反而映照民主國家內外交困。自由民主退潮的危機在「蘇東波解體」(蘇聯解體)之際,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宣稱歷史已終結,自由民主制度將一統天下,成為世界文明主流。但時至今日,他的預言已然幻滅,自由民主的思想與實踐非但沒有一統天下,還在世界出現退潮的危機。英國脫歐的結果反映了公投政治失效、代議政治的內耗、議員只為選票算計的民主弊病。英國作為現代民主的發源地,陷入了民主退潮的窘境。在西方知識界反思政治轉軌、思考如何重建自由世界的秩序時,世界將處於多元化格局,思潮激盪,更需要新的智慧開啟新的道路。■154769551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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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潛艦國造 美國綠燈全開

台灣潛艦國造細部設計藍圖在二零二零年底完成後,美方的技術顧問公司將以軍售方式參與整個建造過程。台灣「潛艦國造」將在三月底進入細部設計階段,目前由設在直布羅陀的Gavron Limited公司得標進行,預計二零二零年整個建造藍圖將完成;而美國方面將承攬國際技術顧問標案,負責替台灣潛艦國造的專案管理、技術顧問,也就是說美國將全力協助台灣打造潛艦,並對所有柴油潛艦零件、技術開綠燈。設於直布羅陀的GL公司則是由英國的潛艦公司聘用二十多位英國籍潛艦工程師,為台灣提供細部設計藍圖,在二零二零年底完成後,美方的技術顧問公司將以軍售方式參與整個建造過程,並提供台灣潛艦所需的動力系統、戰鬥系統、電力系統分析、舵翼系統分析、減振及爆震防護、噪音及磁訊、複合材料上層結構、潛艦建造規劃諮詢。在英國的設計完成後,又有美國的技術協助,台灣潛艦國造的基本規模已經有完整的保證;預計二零二四年第一艘原型艦要下水,也初步等於獲得了美方的全力支持,預計二零二零年底設計圖完成後,二零二一年將開始動工由設計圖落實到建造潛艦,將由美方以技術顧問名義協助台灣的潛艦國造能夠在合格規範下完成。依照程序,在三月底,GL公司將進入為期一年九個月的細部設計階段,設計圖完成後,GL公司把設計圖先交由海軍專案小組審查,再由海軍交給美方的技術顧問進行細部審查,美方將在二零二零年底前完成所有的建造藍圖。在美國的支持下,目前歐美共有十五家公司願意協助台灣,尤其台灣潛艦國造最難取得的紅區裝備:光學潛望鏡、通信系統、動力系統、絕氣推進系統、聲納系統及船舶主機等,已經取得重大突破,將採用法國船舶建造局和西班牙Navantia公司聯合研製的鮋魚級潛艦衍生型S-80型潛艦的紅區裝備;而戰鬥系統則採用美國洛克希德.馬丁產品,去年四月七日美國國務院已經批准「行銷核准證」,等於對台灣潛艦國造開了綠燈直行。台灣預計打造八艘防禦潛艦IDS,二零二四年首艘下水,二零二五年成軍,這將使台灣在水下的戰力大幅提升,並對中國大陸的船艦進出東海和南海形成莫大威脅。■154769551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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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柔佛蘇丹首相王室破冰

馬哈迪拜會柔佛蘇丹之時,也是國家元首一職尚待填補之際,因此讓人產生諸多猜想。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日前出人意表地前往新山皇宮,拜會柔佛蘇丹依布拉欣。這是馬哈迪去年五月重任首相後首次與柔佛蘇丹會面,也是兩人逾二十年來首次會面。他們的關係在過去不是很和諧,所以人們形容此次會面是「破冰之旅」。長達九十分鐘的會面結束後,蘇丹依布拉欣還親自開著第一代寶騰國產車,送馬哈迪去士乃國際機場。這輛車是馬哈迪在一九八五年送給蘇丹依布拉欣的父親、已故柔佛蘇丹依斯干達的,由於寶騰是馬哈迪在八十年代出任首相時大力推動的計劃,蘇丹依布拉欣的舉動也被民眾視為是向馬哈迪示好,和解意思濃厚。馬哈迪拜會蘇丹依布拉欣後沒有透露兩人討論的議題,只說:「我們就像閒話家常般討論各種問題,但沒談到政治課題,也沒討論柔佛政府課題。」他表示兩人同意「坦誠相待,並毫無隱瞞地直接對話」;也同意,未來若有任何課題,可以相互聯繫或會面。馬哈迪九十年代就扛上柔佛王室,九三年他推動修憲,取消了統治者免控權,並成立特別法庭審理統治者涉及的民事和刑事案,引起柔佛王室強烈不滿,認定他是沖著柔佛王室而來。去年大選前,馬哈迪激烈批評中國企業主導的森林城市計劃,雖然矛頭主要是針對有關計劃及納吉政府,但因柔佛王室也是該項目投資方之一,致使雙方發生摩擦。活躍於社交媒體的柔佛王儲依斯邁在大選前後也多次扛上馬哈迪及希盟,甚至以「船還沒破,不需要換船長」,含蓄地要人民投票給納吉領導的國陣。希盟執政後,雙方最新的議題是選前國陣政府撤銷了笨珍龜咯島的國家公園地位,改列為蘇丹保留地,馬哈迪、希盟政府及王儲依斯邁多次交鋒。馬哈迪拜會柔佛蘇丹是否能一見泯恩仇仍不得而知,但會面後王儲依斯邁在社交媒體釋放善意,感謝馬哈迪拜訪其父王,並希望雙方可以為了國家的未來合作邁步向前。馬哈迪拜會柔佛蘇丹之時,也是國家元首一職尚待填補之際,因此讓人產生諸多猜想。馬哈迪被問及他和柔佛蘇丹是否也談了這個問題時說:「這是馬來統治者理事會的決定,與我無關。」國家元首由現有九個蘇丹輪流出任,吉蘭丹蘇丹退位後,按照過去的輪值,應該輪到彭亨蘇丹,其次才是柔佛蘇丹。之前人們認為彭亨原任蘇丹年事已高,健康不佳,應不會出任國家元首,但彭亨王室隨後召開特別會議,選出攝政王東姑阿都拉為新任蘇丹,這使國家元首接任人選更讓人關注。統治者理事會將於一月二十四日召開特別會議,遴選正副國家元首。雖然傳統上各州蘇丹輪流上任,但仍需通過秘密投票選出。■154769551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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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無知與無懼

 林沛理,專欄作家,最新的著作是《英為中用十大原則》,商務印書館出版。[email protected] 特朗普是「無知者無懼」的極致與典型。他那「無邊無際、不顧一切」的自信(boundless, all-consuming belief in himself)從何而來?他在出任總統前全無從政經驗,卻深信自己是可以令美國以至全球大局徹底改觀的政治領袖(transformative political leader)。他反智,沒有閱讀的習慣,卻永遠認為自己智珠在握。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說,人最大的無知是對自己的無知渾然不知(Men’s greatest ignorance is the ignorance of their ignorance)。提出「進化論」的達爾文指出,人的自信往往建基於無知多於知識。這是有心理學根據的。特朗普執政以來,網上搜尋「達克效應」(D-K effect)的人大增。「達克效應」的全名為「達寧-克魯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是一種常見的認知偏差,指能力不足的人因沒有識見和自知之明而誤以為自己比別人優秀。人的自大足以致命,是古今中外的傳統智慧。按聖經所言,傲慢是七宗罪之首。西諺亦教導世人,人心傲慢,敗象早呈(Pride goes before the fall)。中國人說驕兵必敗,並非信口開河,而是可以引證於戰爭史的血淚教訓。從拿破崙揮軍莫斯科到一次大戰的加里波利戰役(Battle of Gallipoli);從美國攻打越南到前蘇聯入侵阿富汗,驕兵的下場總是慘敗。不管是過度自信還是自負,我們通常把這種心理特質和行為模式視為道德上的缺陷,稱之為帶有明顯貶義的狂妄和自大。可是,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進一步發展,特別是科網、高端和尖端金融業(high and cutting-edge finance)崛起,高度自信和自我膨脹成為要在分秒必爭、勝者全贏的國際市場成功的必備心理質素和競爭優勢。難怪今日的成功人士——從企業家馬斯克到特朗普——總是自信得叫人吃驚,並深懂「吹牛」之道。特朗普堪稱吹牛之王,他對自己的判斷和能力深信不疑,因此不會承認自己是在吹牛。他先能自欺,方能欺人。自欺和自我陶醉令他的言行有一種奇怪的一致性,不會在無意中露出自信不足的馬腳。從特朗普的飛黃騰達和當選美國總統可見,過度自誇和自信已成有助我們應對甚至駕馭現代社會的特質(adaptive trait)。然而,特朗普執政帶來的災難提醒我們,源於過度自信、以為「一切皆在掌握之中的幻覺」(illusion of control)也同樣可以令我們陷入險境。一個靠吹牛、玩弄財技、鑽法律空子和愚弄大眾而發跡的人,對自己智取對手和改變環境的能力信心無限,早晚會掉進以為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陷阱;不但高估自己的判斷力,更分不清什麼事情他力有所及,什麼事情他無力干涉。這「自以為無所不能的虛假意識」(false sense of omnipotence)也許是特朗普執政的最大隱憂。■154769552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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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的狡猾

 政府「停擺」,記者追問特朗普責任誰屬,他拋出一句「The buck stops with everybody」(人人有責)。這句話挑戰的不只是美國人的語言習慣,也是他們的傳統智慧。「The buck stops with me」這句話不是美國第三十三任總統杜魯門第一個說的,卻是因為出自其口中而變成美國人的日常用語,成為社會的民間智慧和從政者、決策者的指路明燈和當頭棒喝。「The buck stops with me」的意思是責任在我,不要把責任推卸給別人。特朗普將「The buck stops with me」說成「The buck stops with everybody」,是借一句套語(cliche)蘊含的內在說服力為自己開脫。這裏面有一種狐狸的狡猾,再次證明語言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杭士基(Noam Chomsky)對他的評價靠譜。他說:「唯一可以說得準的,是特朗普不是蠢材」(Whatever else he may be, Trump isn’t an idiot)。說「人人有責」當然比說「這不是我一個人的責任」得體,雖然這樣說無疑對八十萬個收不到薪金的聯邦政府員工的傷口撒鹽。在這個意義上,「The buck stops with everybody」是不折不扣的遁詞和委婉詞(euphemism)。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政治與英語》(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文指出,委婉詞猶如文字的義肢(verbal false limbs),裝在原本健全卻遭摧殘的日用詞彙身上。其實,委婉詞本身就是委婉詞。所謂委婉詞,其實是謊話的掩飾。在奧威爾膾炙人口的政治寓言小說《一九八四》,統治者透過消滅舊語言和創造新語言控制人民的思想。歷史證明,這不是杞人憂天和神經過敏。統治者、執政者和侵略者最擅長的,就是用語言粉飾、掩藏和合理化他們在運用權力時的野蠻和兇殘。上世紀三十年代,大獨裁者斯大林假革命之名實行種族清洗,將大批蘇共幹部和老百姓囚禁於西伯利亞勞改營加以折磨。他在西方的支持者為其辯護,說「不把蛋打碎,如何煎蛋餅」(You can’t make an omelet without breaking eggs),意謂革命乃大事業,畏首畏尾則大事難成。在今日特朗普管治下的美國,這類指鹿為馬的委婉詞幾乎無日無之:不利的報道是「假新聞」(fake news),公然說謊變成提供「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這既是奧威爾的先見之明,也是美國人的悲哀。■154769552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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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下的港星新雙城記

隨著新舊大國博弈的「修昔底德陷阱」由暗到明,香港和新加坡政情社情出現調整,譜寫《新雙城記》。陳建強,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副會長。 香港和新加坡是一對心照不宣的競爭對手,早在同屬英殖時期,英國就有將兩地進行比較的習慣,也早有人引用狄更斯名著《雙城記》作為兩城關係的比喻。兩城曾長時間聯袂位居「亞洲四小龍」的頭兩位,風光一時無兩;但隨著「金磚五國」崛起,體現新舊大國博弈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亦由暗到明,兩地政情社情出現調整,譜寫新時代的《新雙城記》,體現了原著中「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的精萃,但最終是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沉淪,就視乎當下的決斷!香港和新加坡兩地都是在上世紀七十、八十年代開始騰飛的經濟體,發展歷程也頗為相似,同樣是開放性國際大都會和世界金融中心,也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商業機構在東南亞設立分支機構的首選之地,重經濟輕政治就是其成功之本;而在過往的競逐中,香港長時期居於上風。然而,近年形勢逆轉,不但「亞洲四小龍」的輝煌被「金磚五國」所掩蓋,而香港更是節節倒退,在多項重要評比指標中,都被新加坡領先甚至拋離,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差距更越來越大,涉及兩岸關係破冰的「汪辜會」、時任兩岸領導首次會面的「習馬會」,以及解決美朝核威脅的「特金會」,都選擇在新加坡舉行;相反,原本受惠於北京舉辦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而首次獲得APEC財長會議主辦權的香港,卻因「佔中」而被撤銷,臨時移師北京開會。「面是人家畀,架是自己丟」(粵語,即「面是人家給,臉是自己丟」)!其實,在不算長的時間內,港星兩地的發展路徑和成果能夠出現如此大的差異,歸根究底還在於政府管治模式和理念的不同,以及社情和輿情的歧異。具體而言,有四個方面﹕兩地四個方面的差異第一,新加坡政府以「大局思維」(big-picture thinking)為國家在亞洲乃至世界的定位,以及制定發展方向與通盤計劃。從產業政策、人口規劃、高等教育、發展科技到開賭促經濟,無不表現出開拓前路的勇氣、放眼未來的意志和全球布局的雄心。相反,香港近年罹患「泛政治化」、「泛民粹」,甚至「逢中逢特區政府必反」的心魔頑疾,議會空轉、政策停擺,已成慣常事。特區政府在種種掣肘下,推動產業發展不力,政策的目標方向模糊,甚至出現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顢頇拖沓,畏首畏尾、抱殘守缺,凡事只會被動回應。第二,在國家之手積極推動下,新加坡在不同的創新科技行業,成績相當顯著,吸引多家跨國公司赴星成立科研中心。特別是在發展創新科技業方面,新加坡成立國家研究基金,支援生物科技、數碼媒體、資訊傳輸、潔淨科技等七個領域;又為新創公司承擔逾八成的資金風險,鼓勵國民發展創新科技。相對而言,港府卻是「愛理不理」、左顧右盼,導致人才流向深圳南山和國際上其他科技中心。除此以外,新加坡採用「監管沙盒」(Regulatory Sand box),讓新創公司在一定範圍內不受國家法律規範,測試自己的創新服務。至於香港,則強調監管政策以「風險為本」,不利於創新科技的發展。兩城表現高低立見。第三,香港和新加坡聯合主演的《雙城記》曾互有領先,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曾表示羨慕香港在這場競爭中享有優勢,當中最重要的是有一個對香港友善的強鄰(中國內地)作為腹地。不過,近年圍繞在內地與特區之間的一系列爭議,反映出似乎陷入「自我孤立」和「自我城邦」的「政治天真妄想病」,有人放棄甚至排拒與內地聯繫,更有人「戀殖」,甚至「告洋狀」,呼籲外國進行制裁。至於新加坡,隨著中國崛起和美國相對衰落,「修昔底德陷阱」令其在地區和國際上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複雜局面,也不能輕易決定站在哪一邊,由此付出的政經代價也越來越高。最後決定回歸到平衡策略,不再「擁美制中」。在這部《新雙城記》的劇本中,一個主角恨不得靠攏中國,另一位則自斬一臂,這是兩城瑜亮比拼的現實寫照,也是港人的無奈和悲哀!第四,在內地眼中,香港並非政治模範而是經濟模範,「五十年不變」並非因為香港值得仿效,而是基於香港具有經濟價值。中央不會讓香港通過自身的政治民主化,成為挑戰內地和特區政治制度的屠城「木馬」。可惜,香港卻有人以追求民主和自決為名,蓄意挑動內部政治矛盾,並且不擇手段,不惜犧牲社會利益和全民福祉。對於狂熱分子來說,「反中」不是立場,而是戰爭,香港則是戰場,但這是令香港萬劫不復的「壞意識形態」。香港何時才能由「示威之都」回到「經濟之都」的正途?■1547695518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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