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夏天與希望的季節

這是最危險的夏天,也是充滿希望的季節,讓中國找到改革支撐點,經濟可以超越種種關卡,立足本土,放眼世界,讓貿易戰成為中國自我改革的契機。這是最危險的夏天,也是充滿希望的季節。今年七月七日前夕爆發的中美貿易戰,讓人想到八十一年前日本侵華的斑斑史蹟,而今天美國發動的貿易戰,也使得不少中國人有「樹欲靜而風不息」的感嘆。但正是在危疑的時刻,刺激中華民族煥發新的智慧,面對過去難以想像的變局。首先是要反求諸己,要如何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在芯片和發動機等項目,須盡快自力更生,而不是被西方先進國牽著鼻子走,更須糾正過去的「拿來主義」,不要以為可以用金錢購買一切先進技術,但一旦被對方拒賣,就等同在產業鏈上被「卡脖子」,動彈不得。這次中興事件就是典型例子。事實上,互聯網系統本身就是美國壟斷的產物。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就封鎖了伊拉克全國的互聯網,讓這個國家一度變成一個「無網國家」,全國回到「前互聯網」的電子蠻荒時期。如果中國與美國的衝突升高,美國理論上也可以封鎖中國的互聯網,讓中國這個高度依賴互聯網的國家,一夕間陷入癱瘓狀態。發動機也是中國的軟肋。儘管中國聲稱自己可以製造大飛機,但飛機上關鍵的發動機都無法全部國產,而是要仰賴外國。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汽車生產國,也是全球最大的汽車消費國,但汽車的發動機,中國還沒有完全國產化。這都是因為長期以來走捷徑的心態,在國際市場上可以買到價廉物美的零部件,就不去自己花大錢長期鑽研,但到了最後,關鍵的產業鏈受制於人,陷入非常被動的局面。如今貿易戰響起了警鐘,驚醒了中國的決策者,產業鏈必須回歸基本實力的建設,掌握核心技術,自力更生,艱苦建設,從基礎抓起,追求長期的、深入的科學研究,而不是將資源花在奢華的消費,或是華而不實的花架子,自欺欺人。而在互聯網的關鍵上,也須有兩手準備。若特朗普最後動用封閉互聯網的殺手鐧,北京是否還有應變的方案?同時,中國也應趁這危機時刻,將國內資源的調配更加優化,衝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魔咒。最近中國的鄉村振興計劃就是重要的對策,將農民工問題從根源上解決,讓長期以來流到沿海大城市的二億五千萬農民工,可以回流農村老家,參與家鄉的建設,也避免估計六千萬名「留守兒童」的悲劇。這是中國的「新上山下鄉」計劃,讓廣大的農村城市化,享有城市人享有的互聯網、汽車等生活的便利,但又沒有大城市房價昂貴的生活成本,可說是一舉兩得。因而這個危險的夏天,也是充滿希望的季節,讓中國找到改革的支撐點,讓中國的經濟可以超越種種關卡,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不懼風雨來襲。中國人要不忘初心,爭取社會公正,改變資源分配的不均,讓老百姓擁有更多的「獲得感」與自豪感。貿易戰成為中國自我改革的契機,壞事變好事。這是特朗普所沒想到的未來。■[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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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陣營分裂與美國孤立

特朗普對歐洲諸國的關稅大棒引起強烈反彈,西方陣營出現最為嚴峻的撕裂。加拿大關稅報復非常精準,力求讓特朗普不能連任。歐洲面對北約可能被美國瓦解的未來,要與美國分道揚鑣。中美貿易戰開打,加拿大、日本和歐洲國家本來可以作壁上觀,左右逢源,坐收漁人之利。但是,特朗普在向中國挑戰的前後,也向盟友們發出了戰帖,並在七月一日就拉開了關稅戰序幕。特朗普認為,美國與這些國家的貿易也是長期逆差,認為打一場全球貿易戰,可以輕易獲勝。特朗普對盟友祭出關稅大棒,引起強烈反彈,西方陣營終於因著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出現了最為嚴峻的撕裂。西方國家中,反應最為激烈的是加拿大。當美國七月一日對加國開徵鋼鋁產品高額關稅時,加方即刻做出反擊。外交部長弗里蘭認定美方做法是貿易保護主義行為,違反世貿組織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規則,加方「別無選擇,只有報復」。弗里蘭毫不掩飾地說,這是加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採取的最猛烈貿易行動」。至少在全球化議題上,加拿大與美國分道揚鑣了。從加拿大戰後歷史來看,加美關係是否密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執政黨的政治光譜。一般而言,美國民主黨與加拿大自由黨惺惺相惜,而美國共和黨則與加拿大保守黨水乳交融。因此,杜魯多政府對特朗普的報復清單,十分精準地對準了特朗普的基本盤,渥太華期待美國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打敗特朗普的用心躍然紙上。加拿大第一輪的報復清單是「以牙還牙」,也是對美國的鋼鋁產品徵收同等關稅。但第二輪清單則看上去像「家庭主婦去超市的購物單」(加拿大廣播公司評論),裏面有披薩餅和草莓醬﹑威士忌和酸黃瓜以及優酪乳﹑手紙和餐巾等,跟鋼鋁和高科技產品完全不搭界。但是,這些制裁清單要打擊的物件正是共和黨的票倉。比如,共和黨眾議院議長萊恩的選區是威斯康辛州,那裏的主要產業就是醃小黃瓜和乳製品;美國參議院議長麥康奈爾的選區是肯塔基州,那正是波本威士忌的最主要產地;賓州是特朗普獲勝的關鍵州,卻也是造紙基地,故而手紙、餐巾上了清單。加美商會的格林伍德毫不掩飾地說,「這個清單的制定顯然是戰略選擇,目的是給美國總統造成最大的政治創痛」。加國這種做法跟中國的報復有異曲同工之妙,北京也是把特朗普的支持票倉盤作為報復的對象。顯然期待內部的反彈,讓特朗普改變立場。與加拿大比較,歐盟則表現得猶疑反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國家得益於美國馬歇爾計劃才得以從戰爭的廢墟上重新崛起,如今,特朗普卻要為了所謂的「美國利益」要重重修理他們,歐盟覺得非常委屈。他們總有僥倖心理,幻想自己可以成為特朗普貿易戰的「豁免物件」。因此,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前,歐盟曾表態要跟美國攜手遏制中國。歐洲媒體尤其是英國媒體,一直呼籲特朗普應該領導歐洲一同對付中國崛起,他們認為特朗普的「全方位貿易戰」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每日電訊報》專欄)。但是,特朗普把歐盟看得「跟中國一樣壞」,並不停攻擊歐盟的支柱德國。特朗普顯然不願意打一場只針對中國的「冷戰」,而是在全球點燃貿易戰的戰火,他也從來不掩飾自己對歐盟的厭惡,竭盡全力要將它拆散。因此,一些西方輿論認為,華盛頓正在把歐盟推向中國。相信全球化和多邊貿易機制的歐盟很清楚,在目前英國退歐、難民議題糾纏、經濟遲緩停滯、單一貨幣制度笨拙的困境下,特朗普的貿易戰或許會成為推倒歐盟的「最後一根稻草」。因此,在他們面前只有兩個出路,一是與特朗普達成妥協,避免貿易戰帶來的重創,德國和美國商談彼此汽車進口零關稅,就是這種努力的一環。一是克服對中國體制│威權體制加重商主義的本能反感,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合作,共同對付特朗普的貿易戰,避免全球走向貿易保護主義。中國已經向歐盟伸出了橄欖枝,副總理劉鶴、外交部長王毅多次提出合作呼籲,總理李克強還親自走訪歐洲,以擴大改革來爭取歐洲的加盟。不過,中國清楚知道美歐關係和美中關係有著本質的不同,只要特朗普「網開一面」,歐洲對美國的態度或許就要變化。王毅為此警告歐洲,說中國在與美國正面較量的時候,不希望「有人在背後對中國開槍」。對此,曾擔任法國多個部長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呼籲,歐洲對中美可以扮演「中間人的角色」﹑「打一張特別的牌」,因為歐洲對中美都具有戰略意義,「特別在貿易領域」。中美貿易戰若變成持久戰,雙方制裁面擴大,那歐洲站在哪一邊可謂舉足輕重。巧的是,特朗普參加的北約峰會和中國參加的北京中歐峰會都將在七月中旬舉行。中方對歐洲的軟性攻勢已經展開,而特朗普對歐洲可能要攤牌。雙方領袖與歐洲國家的互動,或許將最終決定歐洲在中美博弈中的立場。■15313664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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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療呼喚社會公正

中國醫院系統管理亂象頻生,黃牛號、病歷系統遲遲無法完善建立、醫生待遇奇差,都源於中國對醫療的財政投入極其微薄,而戶籍制度也導致城市的農民工成為被醫保遺棄的一群。病人為了生存權,往往鋌而走險,形成法律與人性緊張對峙。白色巨塔裏的痛苦,最終成為人民在鐵屋內的吶喊。中國電影《我不是藥神》大熱,上映以來,票房不斷報捷。寧浩、徐崢這些喜劇班底拍出了笑淚交纏的現實荒謬劇,揭開這個社會公正的流失,顛覆了中國影壇「三突出」、「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所有人的選擇都是身不由己,但卻陷入悲劇的命運中。就像魯迅所說:「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闇故園」,主角程勇初時為了攢錢而賣印度仿製藥「格列寧」(現實藥名為格列衛),最終卻因為悲慘世界的感召,喚醒心底的道德勇氣。由唯利是圖的商人,轉變為即便虧本,依然賣仿製藥,以救濟病人為己任。人物性格的扭轉就像被命運的神箭射中,被推上了「藥神」、「藥俠」的寶座,背後卻是值得深思的社會公義、制度管理缺陷。電影的票房狂歡也代表了中國人民被電影揭發的殘酷醫療現實深深震撼。中國醫療問題一直為人詬病,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公共醫療的品質和管理能力、政府提供的福利都比不上香港和台灣。這可謂對「社會主義」本身最大的諷刺。毛澤東時代的綜合國力不如今日,但赤腳醫生代表的中國醫療團隊卻走遍神州,為所有人民提供當時相對優良的醫療服務。改革開放以來,反過來減少了對公共醫療的支持,公共醫療必須市場化,醫院為了跑業績,由醫者父母心變成醫院見錢開眼,醫患問題緊張,看病難、看病貴……種種亂象成為中國醫療的代名詞。政府必須明白治理能力的體現不光在經濟成就、綜合國力的提升,還包括人民的獲得感,政府必須讓人民有尊嚴地生活,生存權是最重要的人權,生存權的保障不能與財富的多少掛勾,是政府責無旁貸的管治責任。醫患問題也成為重大的公共問題,兩年前,魏則西事件、陳仲偉事件讓人關注。魏則西受百度搜尋器「價高者得」的廣告推送法則所誤,希望治病卻被唯利是圖的庸醫醫死。陳仲偉本是廣州克盡己責的好醫生,卻因為醫患糾紛,被病人尾隨至家中殺害。病人和醫生的生命都是珍貴的,兩則事件反映公共道德的淪喪,民間醫療系統缺乏有效規管。「莆田系」的醫療陷阱屢見不鮮,醫生與病人關係緊張,有些醫生甚至不敢在醫院大堂穿上白袍,以防被病人突襲致死。醫生的社會地位低落,代表生命在社會地位的低落,醫生作為拯救生命的行業,在同為華人社會的香港、台灣都擁有優厚的薪水回報,香港公立醫生的駐院醫生月薪高達五萬六千多港元(約七千二百美元),台灣亦有八萬多新台幣的起薪(約二千七百美元),中國大陸的住院醫生起薪則普遍只有一萬人民幣左右(約一千五百美元),差距相當大,因此無法吸納中國最優秀的人才成為生命守護者,甚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醫生都不希望下一代成為醫生。醫療問題也與社會公正、社會分配環環相扣。《我不是藥神》故事就是環繞著醫治慢性白血病的藥物「格列寧」沒有進入醫保名單,因此引發軒然大波,人民在天價藥的壓逼下走上了購買仿製藥之路。事實上,中國的醫保系統問題叢生,與中國戶口制度密切相關,中國良好的醫療資源集中在一線城市的三甲醫院,患有重病者穿州過省,以求掛上名醫之號的人絡繹不絕,即便掛上號、看上病,但醫保系統卻無法照顧在二線城市或農村病人到一線城市看病,因此需要負擔極其高昂的費用。醫保系統無法做到省市之間聯通,讓中國大多數人無法享有優質的醫療服務,背後是嚴重的社會公正問題,因看病而傾家蕩產者不計其數,許多農民工更離鄉背井到城市打工,被剝離了家庭的支援,如要面對鉅額醫療費用,更是欲哭無淚。制度的缺失亟待解決,醫院系統管理亂象頻生,黃牛號、病歷系統遲遲無法完善建立、醫生待遇奇差,都源於中國對醫療的財政投入極其微薄。中國貴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醫療衛生的開支卻只佔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六點二,在世界排在中間位置,與非洲國家比肩,甚至比起巴西與印度這些發展中國家還要遜色。人民醫療權必須保障國民生活的幸福感源於社會公義的落實,必須讓每個人的生存權、醫療權得到保障,更需要完善醫療系統的管理,整頓相關的亂象,因為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條件除了效率,亦包括管理的效率與透明度,讓人民容易接觸相關的資訊與資源,否則,《我不是藥神》當中程勇的故事依然會不斷出現。民眾為了生存權,讓許多善良的人走上鋌而走險之路,形成法律與人性緊張對峙的局面。白色巨塔裏的痛苦,最終會成為人民在鐵屋內的吶喊。■153136648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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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軍購爭議 陸軍主義復活

台灣陸軍決定採購美國重型戰車,但該款戰車被指笨重緩慢,不宜在台使用,這項軍購只是陸軍主義復辟作祟。台灣陸軍決定採購美國M1A2戰車,以取代現有老舊的M48H勇虎戰車,陸軍的構想是為了抗衡解放軍新型戰車擁有俄製一百二十五公釐戰車砲;然而,台灣是否有必要採購M1A2重型戰車,其實已經在軍方內部討論很久了,原本海空軍將領擔任國防部長時,都將M1A2採購案予以擱置,直到陸軍出身的嚴德發上任部長後,這個案子才又復活了。在二零一七年漢光演習電腦兵棋推演時,參與的美軍觀察團就曾提出,台灣所希望採購的重型主力戰車M1A2並不適合台灣,建議台灣應重新考慮適合的發展方向。美軍認為,M1A2戰車對台灣地面作戰並沒有實質助益,主要是傳統履帶車輛速度緩慢,台灣在展開地面部隊作戰時,早已喪失制空權,主力戰車將成為空中武力的獵殺目標,尤其台灣地理環境並不適合重型戰車的開展,東西向河流將平原切割成破碎的小平原和台地,在橋樑遭受破壞之後,重型的履帶戰車將毫無施展的空間,台灣應該發展武裝直升機,以「空中坦克」對抗來犯的敵軍,而武裝直升機不受地形限制,是台灣應該全力部署的防禦武器。美軍對台灣的建議在過去很明顯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台灣採購了美軍的阿帕契及眼鏡蛇直升機,並自行研發雲豹輪型裝甲車作為適合台灣的防禦武器;但是,今年卻因新任部長上任,「陸軍主義」再度復活,陸軍主張和解放軍灘頭決戰時,面對中國大陸的新型戰車,台灣必須採用M1A2才足以和俄系一百二十五公釐戰車砲抗衡,M1A2擁有威力更強大的一百二十公釐戰車砲,是解放軍戰車的天敵。只不過解放軍在渡海作戰時,不太可能將重型坦克以空投方式上岸,唯一可能運送的是輕型裝甲車和水陸兩棲戰車,而這些都是武裝直升機和速度較快的輪型裝甲車足以應對的,即使解放軍將重型戰車從海港運上台灣,用阿帕契直升機的地獄火飛彈對付也是綽綽有餘。過去,台灣的建軍構想一直偏重大陸軍主義,直到政黨輪替後才一改過去的落後思維,這次的M1A2採購又是陸軍主義復辟作祟使然。台灣在喪失制空權後,還要用笨重、移動緩慢的重型戰車,實在是值得再三思的決策。■153136648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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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供加上高鐵衝擊馬新關係

大馬希望調整水價,新加坡卻似乎並不買賬;對於大馬喊停馬新高鐵,獅城也態度強硬。執政六十年的國陣被推翻,由馬哈迪領導的希望聯盟翻身上台,馬哈迪也取代納吉重新出任首相後,馬來西亞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開始出現微妙變化,其中尤以對中國及新加坡的衝擊最大。馬哈迪在一九八一年至二零零三年出任首相期間,馬新關係非常僵;馬哈迪退位阿都拉接任後,馬新關係回春,不過沒有太大突破;而在納吉於二零一三年出任首相後,馬新關係趨向密切,部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獲得處理,兩國銜接新加坡至新山的地鐵計劃及銜接新加坡至吉隆坡的高鐵計劃也很快就得以簽訂及執行。隨著納吉被推翻,馬哈迪重掌政權,馬新關係雖然不是從天堂跌到地獄,但也是跌到地面。希盟執政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第一時間趕到吉隆坡會見馬哈迪,其中一個原因是要摸底,看看這九十三歲的老人家是否有改變,同時也嘗試建立關係。馬哈迪與李顯龍的父親李光耀向來不咬弦,這是公開的秘密。馬哈迪上台後以國家債務太重而喊停東海岸鐵路和馬新高鐵計劃,衝擊馬中及馬新關係。馬哈迪隨後又提起要檢討馬新水供合約,調整他認為不公平的水供價格,在在刺激到新加坡人的神經線。新加坡的食水目前是依賴柔佛供應,九十年代馬哈迪執政時期,水供問題一直困擾兩國,新加坡人好不容易盼到馬哈迪下台,水供不再成為爭議點,馬哈迪重返後,水供爭議就猶如陰魂般纏繞。在一九六二年馬新水供協議下,新加坡公用事業局每天可從柔佛河抽出兩億五千萬加侖生水,長達九十九年至二零六一年。根據協議,大馬售賣給新加坡的生水售價是每一千加侖馬幣三仙(約零點零零七美元),新加坡供應給柔佛的淨化水售價則是每一千加侖五十仙。馬哈迪認為這份協議不合理,大馬財政部長林冠英則希望新加坡展現「善意和理解」,考慮調整水價。不過新加坡對此似乎並不買賬。新加坡對大馬喊停馬新高鐵計劃態度強硬,獅城外交部長維文表示,若大馬導致隆新高鐵計劃終止,新加坡會根據雙邊協定及國際法來處理大馬應賠償款項的問題。新加坡基礎建設統籌部長兼交通部長許文遠提醒說,大馬越早正式通知新方它對高鐵項目的立場,就能減少有關賠償。他也強調,要一個國家的納稅人為另一國家的行動承擔費用,對他們是不公平的。新加坡這種強硬態度對上吃軟不吃硬的馬哈迪,一場好戲似乎在後頭。■153136648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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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在台灣的劣質複製

台灣蔡政權混合了黨國的威權蠻橫及群眾運動的魯莽低級,是蔣家黨國文化的劣質複製品。本田善彥,日本資深媒體人、旅台作家,最近出版中文書《台灣人的牽絆─搖擺在台灣、大陸與日本間的三顆心》。 前陣子看過何清漣和程曉農的著作《中國:潰而不崩》,其前言裏有段話。「毛澤東為中共奠定的制度基礎(一黨專制)及排斥西方政治文明的意識形態,在鄧小平時代並未得到矯正,歷經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眾常委『九龍治水』格局的集體領導,再到習近平戮力恢復的個人專斷,中共一黨獨裁之下的政治制度早已經形成一種結構性鎖定」,「這種由一個政黨壟斷政治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政治結構中,不僅僅是政治反對力量難成氣候,更在於政治反對者的主流與中共在意識形態、鬥爭理念上與中共處於同構狀態。一個社會一旦進入這種制度的結構性鎖定狀態,將產生極強的路徑依賴」。看完這段,我就想起二零一二年八月在北京專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錢理群教授時的情景。當時離習近平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只剩三個月,外界高度關注習和他的時代。錢理群說,包括知識結構、思考模式、心理狀態和獨特的語言邏輯等,毛式的思維已滲透在中國社會最深沉的部分,他跟傳統中國文化的思維還是有區隔,已形成相對獨立的「毛澤東文化」。據錢理群分析,毛文化之下長大的大陸人對自己擁有高度信心,為了革命(目的\目標)不擇手段,作風異常強硬,又喜排除異己,不怕四面樹敵,擁有鬥爭定奪一切的哲學,這些都屬毛文化負的一面。毛文化也有正的一面,例如,對社會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對政治有高度熱衷和敏銳的感受,對農民或庶民等社會基層高度關心,擁有非常強的意志力和魄力、旺盛的行動力等。毛文化有魄力重鬥爭毛時代的大陸社會高度組織化,政治和經濟、言論和思想都接受中共的嚴密控管,脫離毛文化的影響是不可能的。的確,不只在體制內或外,跟大陸人士往來交談的過程,經常感覺到跟台人或港人不同的言行特點。有些流亡海外的異議分子雖然其表層和用詞也許稍微西化,但對權力和政治的態度,或對自己的高度期許、盛氣凌人言行等,其思維和作風跟大陸的中共人士沒兩樣,簡直像用同一個模子刻出來般,好比喝可樂、穿牛仔褲的毛澤東,其本質沒有變。強權政治盛行的封閉環境給整合社會人格的影響如此大,那麼執行長達三十八年戒嚴的台灣社會又如何?蔣中正時代的國府台灣雖是一黨獨大,憲法的正常運作受限,但它的經濟相對地自由活絡,因此老蔣個人的價值體系對於人民思緒的約束有限。當時政府也不強制背誦「蔣總統嘉言錄」,其影響力遠不如「毛主席語錄」,跟大陸比起來相對自由。但在強大的黨國機器主宰一切之下,人民的思維不受任何影響是不可能的。蔣家黨國文化表面強勢蔣家的台北政府本有高度保守性,相對地重視禮義廉恥等道德規範,也不靠群眾運動,跟中共比起來還保留著些傳統性的思緒。但它同時擁有偏安一隅的思維,受害者心態嚴重。懦弱的它有極高無比的自尊,因此表面強勢,但深怕內有通敵,高度仰賴外國的奧援。它重視教育,也重用讀書人,但一方面好高騖遠,愛慕虛榮,本身的危機管理能力並不高,往往把些小事弄成大事。過去馬英九的政府,基本體現國府的傳統優缺點。民進黨擁有靠群眾運動起家的背景,具備運動所帶來的草根活力和粗魯作風等正負兩面特性,照理來說它跟中共的類同性高些才對,但畢竟它是台人的政黨,而且它唯一熟悉的是國府式黨國思維,它已將黨國文化深刻內在化。順便一提,國府和台灣本土勢力因為皆是中國史上的弱勢,其失敗主義思維涵蓋的自我憐憫心態,同時又具備了超級機會主義的生存本能,其實本質上兩者的雷同性不低。過去兩年,蔡英文政權完全執政下的台灣所看到的,可謂群眾政治和黨國體系混合的政治實踐。也許本有機會看到草根活力和黨國秩序有效結合,但可惜至今看到的只有黨國的威權、蠻橫和僵硬,同時又摻雜群眾運動的魯莽和低級,呈現出偽善和陰險、貪婪,幾乎是蔣家黨國文化的劣質複製品。好比既不會打仗又戴假髮的老蔣般,滑稽到極點。例如,它認為對日美示好,日美當然挺台,甚至可以聯手對抗大陸。但歷史證明,日美各自有算盤,不受台北的指揮。口口聲聲喊民主(老蔣也自稱「民主長城」),其實根本漠視憲政,弄出有違憲之嫌的「黨產會」和「促轉會」來整肅異己,遇到不順眼的報道就批判為「假新聞」。當被指為失能失政時,為了轉移焦點硬拗藉口,甚至惱羞成怒,不斷地發出類法西斯言語耍賴,其思維看似與臨時條款時代的黨國作為無根本性的差別。總是外人面前裝客氣友善,但一遇到挫折回家關起門只會打妻小洩恨,與懦弱的家暴老兄沒兩樣。有趣的是,蔣家政權,後來為了保住命脈不得不選擇開放;但當今的政權,為了延續只能選擇控制和封閉,可預見其下場不那麼樂觀。錢理群說,為了理解當代大陸社會的最深層,對毛文化的研究是絕不可或缺的,同理,理解當代台灣社會的最深層時,蔣家黨國文化的影響是絕對不能忽略的。■153136648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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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的警世意義

林沛理,專欄作家,最新的著作是《英為中用十大原則》,商務印書館出版。[email protected]  生命是一場成隊比賽的運動,世俗的成功繫於團隊的合作(Life is a team sport and worldly success depends on how well you work with your team members)。這是今屆世界盃的警世意義。美斯(梅西)、C朗(羅納度)和尼馬(內馬爾)平日效力「盡收天下兵器」的億萬大軍,所以可以踢出光芒四射、彰顯身價的成績;但一旦為近乎拉雜成軍的國家隊出賽就變得無能為力甚至無關痛癢。反而講求整體戰術和合作、不過份倚賴隊中任何一人的法國、英格蘭、比利時和克羅地亞卻過關斬將,殺入四強。這本是常識,為何我們至今才恍然大悟?那是因為在科研、發明、體育和藝術創作的範疇,對天才的崇拜和英雄主義是根深蒂固的執念,即使面對確鑿的相反證據(contrary evidence)也不會自我糾正。以一己之力扭轉乾坤的孤獨天才是迷思(英語世界學者稱之為「the lone genius myth」),很多人卻以為是不辯自明、理所當然的真理。比方說,在足球世界,比利、馬勒當拿(馬拉多納)和施丹(齊達內)公認是「球王」;但球王之說根本是無稽之談。他們當然是傑出球員,但助巴西、阿根廷和法國勇奪世界盃的是史上最強的國家隊,他們三人不過有幸成為隊中一員。同樣荒謬的是電影的「作者論」(auteur theory)。電影的協作本質(collaborative nature)有目共睹,是一種由一個各司其職的團隊,為一個共同目標聚集在一起共同工作的創作。不管好壞,將電影拍出來的成績歸功或歸咎於導演,就像他是一本小說或一篇評論的作者,不但對參與創作的團隊有欠公允,更違反常識。好的導演知道自己想要甚麼,並且大致上能夠從他的團隊得到他想要的東西(A good director knows and largely gets what he wants from his team),如此而已,又怎可以說他是電影的「作者」?「作者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由一批在法國電影雜誌《電影筆記》寫影評的年輕人提出,影響力至今不衰,因為它本身就像它最崇拜的好萊塢電影,有一種化繁為簡的美(the beauty of simplification)。這也許就是我們對偉大的創造者、發明家和天才運動員戀戀不捨的原因——他們是一種簡化和普遍化的策略,令這個常常令我們百思不解的世界變得容易理解。從靠一個墮下蘋果解開地心引力之謎的牛頓到球王美斯,我們在讚嘆天才與崇拜英雄的過程中得到力量,暫時忘卻人和自己在現實和宇宙中的渺小無助。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對天才的著迷是近五百年才發生的事情。十六世紀前,個人不管有多大成就,也不會被視作天才,只會被視為特別有天賦。專門研究創作過程的哈佛學者瑪喬麗·嘉伯(Marjorie Garber)指出,所謂天賦(英文跟天才一樣,也是「genius」)在當時的意思是「上天在每個人出生時給予他的守護神」,與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意思相通。越來越多研究顯示,創作、發明和革新的最重要條件不是個人的天才,而在於是否存在有利的網絡和周圍環境(creative network and milieu),以及有否善用傳統提供的資源。舉個例,莎士比亞是西方社會最偉大的創作天才,有評論家甚至誇張到說他「發明了人性」,但他的創作絕非從零開始,而是將前人的作品重寫、改編和翻新。例如《羅密歐與朱麗葉》就是改編自布魯克(Arthur Brooke)的同名敘事詩,而這首詩則譯自一個意大利的故事(一說是一篇法國短篇小說)。■153136648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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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讓炎夏變災難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對罕見疾病患者、傷殘運動員和劏房住客這些弱勢社群的關注廣為傳媒報道,但對一種年年威脅港人的自然災害卻似乎無動於衷,甚至不知不覺。我指的是每年夏天侵襲香港、一年比一年叫人受不了的炎熱天氣。熱浪可以殺人,政府不可掉以輕心。經常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的社會學家克倫因伯格(Eric Klinenberg)在新書《熱浪:從社會角度剖析一宗發生在芝加哥的災難》(Heat Wave: A Social Autopsy of a Disaster in Chicago)指出,以造成的人命損失和實質破壞計算,酷熱天氣導致的高溫和乾旱是美國過去三十年最嚴重的天災。一九八八年美國中部和東部的大旱造成四百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以及與五千至一萬人的死亡有關。美國政府對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制定應對策略,這是政治的殘酷:最無力抵抗熱浪和高溫侵襲的,往往是社會最弱勢的一群,例如在烈日下工作的建築工人、於沒有空調的狹小空間值班的看更護衛、整日離不了家的全職家庭主婦、流浪漢、長期失業者和獨居老人。他們的工作和居住環境本已非常惡劣,屢創新高的炎夏溫度更將他們通通變成「熱窩上的螞蟻」。香港的夏天有多熱,在冷氣房辦公、出入由司機接送的政府高官根本不會知道,更無法想像。由於香港的城市設計和建築環境(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特殊,有理由相信天文台長期、慣性地低估夏天的溫度。屏風效應固然火上加油,住戶在炎夏的晚上「萬眾一心」地將空調溫度調低,從住宅釋放出大量熱氣,結果令很多住宅區的溫度在太陽下山後不跌反升。我們感受到的「體感溫度」(apparent temperature)比天文台公布的溫度至少高攝氏三至五度,已成香港人典型的夏天經驗。全球天氣網站AccuWeather推出的「RealFeel temperature」除了考慮氣溫、風速和相對濕度對人體感受的綜合影響,還兼顧地區的建築環境和居民的生活習慣,值得政府參考。畢竟,嘗試找出問題有多嚴重,已經踏出解決問題的重要一步。■153136648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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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變革的兩制 讓香港不斷衰敗

「兩制」成了香港誰也不能碰的老祖宗之法,但社會不改進則衰退。陳莊勤,香港民主黨創黨成員、執業律師;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後於香港大學獲中國商業法碩士。  在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八年擔任倫敦市長經濟顧問的親華英國左翼學者與經濟評論員、曾居住香港的約翰.羅斯(John Ross)這樣形容英國的殖民地統治方式﹕相對於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英國只是一個很細小的國家,英國在全球殖民地統治的巨大成功在於兩種伎倆。第一是在殖民地建立一個買辦精英(Comprador Elite)階層,讓這一細小的階層可以致富及在殖民地享有某種特權,作為英國殖民地統治的代理人。第二是在殖民地建立一種崇拜英式制度與價值的奴隸思維方式(slave mentality),容許此崇拜英式制度和價值的階層歧視與他們自己不一樣的同類。按照約翰.羅斯的說法,英國在香港一個半世紀的殖民地統治中,這兩種方法都用上了。這便是英國人分而治之,通過在華人社會中建立專業、向華人授勳、及容許這小部分華人加入只屬於英國人的圈子,而建立高級華人階層作為協助英國統治的獨有階層;以西方價值為唯一值得推崇的時尚與優越的價值,並讓這種價值植根於一般人心目中,從而鞏固殖民統治。一九九七年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英國人走了,但一些在殖民地時代享有高級華人地位的人、和一些沒有經歷過殖民地統治卻毫無理由懷緬殖民統治的年輕人,在面對中國內地與內地人時,像殖民地時代高級華人那種高人一等的心態、和陪伴他們的西方價值優越感並沒有消失。因而他們潛意識地對內地種種看不順眼,他們在制度上反對內地、經濟上排擠內地、民生上歧視欺負內地人,便是這種英國人分而治之所產生的高級華人心態與西方價值優越感的延續。英國人成功地在香港建立了一個階級分明的社會,背後重要的理念是把西方價值放在最高位;只有掌握與擁護西方價值的才有機會往更高的階層爬升。簡單來說,你要走對便得與我們相似(you have to be like us to be right)。這殖民地奴隸思想餘毒遺留至今。這種唯我獨尊的西方價值絕對優越感被奉之為「普世價值」。二元對立的西方世界觀對與他們不同的價值體系並不包容而要求同化。西方文明對不同的文明的包容只有在西方文明佔有絕對優勢地位時才會出現。這解釋了為什麼香港回歸初期那些擁抱西方「普世價值」的香港人對當時土包子的內地人遠比對今天衣著光鮮更有學識的內地人有更大的包容;解釋了為什麼二十年前美國對落後的中國遠比對今天可以挑戰它的中國有更大的包容。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陸港制度與思考方式的衝突中,香港總有一些人掛著「普世價值」的口號,並以此為鄙視內地、對內地的一切不尊重也不嘗試了解的藉口。一九九七年後的香港,那些殖民地時代買辦精英階層若不加入新的政治秩序下的管治階層,便只得在野繼續擁抱西方的「普世價值」負隅頑抗。「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為擁抱「普世價值」而負隅頑抗者提供了護翼。已故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要收回香港主權時,人口只有五百多萬的香港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相等於十億人口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五。源於西方文明的制度成了成功進步的象徵和要素,要維持這樣的成功進步便必須保有這種制度,一國兩制由是而產生。中國領導人容許在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與內地不同的社會與法律制度,是承認在獨特的歷史時空中,西方經濟、社會與法律制度的優勢,要讓香港繼續享有這種優勢帶來的成功。「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也隱含了另一種含義,那便是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內地一方面要通過香港學習先進的資本主義制度自我改進,另一方面同時也是要對資本主義制度加以追趕。香港回歸中國二十一年,很多香港人犯上最大的毛病,是認為一國兩制下,相對於國內社會主義制度,港式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絕對優越性不會改變,所以從官方到民間不但不思變革,一些人對國內自改革開放至今風起雲湧的變化不是以傲慢的態度輕視,便是故意忽略和鄙視,無視中國內地自改革開放以來不斷變革所帶來經濟上的巨大成就,和通過變革帶來制度上的不斷優化。這世界沒有最好的制度,只有不斷變革讓制度變得更美好。從這個角度看,相對於中國內地及新加坡,香港回歸以來社會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重要原因,便是過分傲慢地相信香港原有制度的絕對優勢,過度擁抱一國兩制而不思變革。那些過份擁抱「兩制」與「不變」的力量,基於深信英國人遺下的制度絕對優越的傲慢,處處阻撓任何嘗試對殖民地制度進行的大刀闊斧變革,慢慢變成阻礙社會與經濟進步的保守力量,就如中國歷史歷代變革中擁抱「老祖宗之法不可改」的頑固保守勢力一樣。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制度成了禁忌,「老祖宗之法」誰也不能碰。嚴守「兩制」成了很多香港人逃避現實的緩適地帶(comfort zone),成了抗拒變革、窒礙進步的緊箍咒,自我隔離於經濟急速發展與社會不斷進步的中國大陸。忽視了的是龜兔賽跑中,被認為是落後的龜已開始超越仍繼續沉醉於自以為是最先進最優秀自我感覺良好當中的兔。新加坡從不熱烈擁抱西方的「普世價值」,人權與自由狀況不如香港,按西方標準非真民主,但生活質素世界排名二十一,香港七十過外。中國內地被認為是貧窮落後,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從來不符西方人權標準要求,但人均居住面積四十點八平方米,好過香港多少倍?人民對政府滿意度長期高於百分之七十以上、對前景看好信心也長期高於百分之七十,這些實實在在的數字都與掛在口邊的「普世價值」扯不上關係。香港殖民時代沒有民主缺乏公義,並不影響買辦精英與整個社會努力為香港的社會與經濟發展打拼;但回歸後拒絕接受回歸的部分買辦精英和他們的追隨者卻以沒有民主為理由,拖香港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後腿。他們甚而連政府要立法在市民中推廣尊重國歌也顧左右而言他橫加阻撓,似乎他們擁抱的老祖宗只是米字旗和「天佑女皇」。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取得了矚目的成就。與其日日罵內地人不文明共產黨不民主,不如拋開符合西方文明與民主與否的狹隘思維,客觀細心看看他們的進步和香港的墮落。無疑內地有千般不是、問題仍很多,但在不斷進步中而且不斷探索尋找出路;香港曾經有絕對優勢、仍享餘蔭,但在墮落中卻仍抱殘守缺不思變革。當代尋常中國老百姓似乎有一個固有觀念:能跑到美國去便會過上美好生活,美國在他們想像中等同是美好的。那是西方文明成功的地方,也是過去兩世紀以來西方文明在世界上作為強勢文明所佔據的獨特地位。但今天事實又怎樣?聯合國赤貧及人權特別報告員Philip Alston去年年底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交的報告最近公開,指出美國三億人口中四千萬人生活貧窮,當中一千八百五十萬活在赤貧;美國四分之一年輕人活在貧窮中,一七年底美國的無家可歸者官方數字是五十五萬三千七百四十二人,但估計實際數字是官方數字的三倍;在美國被關禁的人員比率世界最高,比薩爾瓦多、古巴及俄羅斯都要高。報告更稱美國在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三十七個發達國家成員中,貧窮與社會不平等排名三十五,是社會最不平等的一個國家,由百分之一的人口掌握了全國百分之三十八的財富。老一輩擁抱西方「普世價值」的香港精英每年往代表西方文明與民主的美國跑,向美國人投訴中國的不公香港的不濟;接棒的新一代、被美國《時代》週刊捧上天的香港年輕精英同樣絡繹不絕於途往美國跑。無疑,軍事與經濟力量美國世界第一,但八分之一人口為貧窮人口和差不多每週都發生槍擊、警員射殺平民絕不手軟也絕不稀奇的美國又能為這些香港年輕精英提供什麼值得驕傲的示範與借鑑了?香港該朝哪一方向發展一直沒有社會共識,但肯定的是衰敗中的香港需要的不是抱殘守缺,而是對包括內地發展成功經驗在內的借鑑兼收並蓄。就如四十年前千瘡百孔的中國需要大規模變革一樣,回歸二十一年,香港需要的不是小修小補而是大刀闊斧的變革。■1531366482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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