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謀略的幕後推手 近身觀察王滬寧思路

中共常委王滬寧掌管意識形態,歷任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三代的理論大師。回溯我30年前採訪新加坡的國際辯論賽跟他交往的細節,有助了解今天中國變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王滬寧掌管意識形態工作,主導全國宣傳事務,對於以意識形態主導政策的中國共產黨而言,這個角色十分重要。與過去幾位掌管宣傳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不同的是,王滬寧曾經是著名學者,發表過歷史和政治思想的相關著作,有一套完整的理論脈絡,加上過往行事低調,由江澤民、胡錦濤,一直到今天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王滬寧一直擔任理論大師的角色,歷三代屹立不搖,如何辦到?這種資歷讓王滬寧形同某種神秘的人物,如同一個謎。因此各界也急於了解王滬寧的一切,做為當前中共中央政策評析的參考。其實王滬寧曾經是復旦大學最年輕的教授,參加過不少座談會,無論是復旦師生友人或者知識界的同好,應該不乏其人,有不少朋友夠資格談王滬寧其人,但在大陸現有的新聞體制下,公開談論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顯然不容易,不過做為海外新聞同仁的筆者,卻可以公開分享我所知道的王滬寧教授,包括他的風格以及他的思想體系,做為了解今天大陸政策走向的重要參考。一九八八年五月,我從馬尼拉飛到上海,這是我第二次到大陸。行李放進上海大廈之後,立刻租了車到復旦大學。一個月前我和復旦大學辯論隊師生在新加坡密集相處了一個月,感情融洽。這是新加坡廣播局主辦的國際大學生華語辯論比賽,邀請了大陸、台灣、香港、馬來西亞和地主新加坡的辯論代表隊參賽。由於是台灣解嚴後,兩岸大學生首次同台辯論,立刻在台灣造成大轟動,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台灣媒體大篇幅的報道,這是兩岸交流的第一個春天,更由於是由年輕人來落實這項交流,因此更充滿了民族的感情和希望。我們分手後,他們可能以為雙方告別後,彼此會通半年一年的信,然後才有機會重逢。不料才一個月,我就直奔上海復旦校園,這是一趟驚奇之旅,所以復旦辯論隊師生都出來接待我,彷彿新加坡的熱情相處瞬間重現眼前。由於我們在台灣這一代都受了濃厚的中華民族精神教育,對中國歷史和土地都有很親切的感情,所以做為同胞,我們和復旦師生很快就建立了融洽的感情。王滬寧此時才三十二歲,復旦校長謝希德也是著名的開明知識分子。一九八四年美國總統列根(雷根、里根)在復旦大學發表著名的演說,宣揚美國歷史中自由民主的精神元素。當時大陸的改革開放進行了五年,極左的思想已經被徹底的否定,但未來要怎麼走還在探索當中。中國人看到了美國人的富裕、活潑和自由,從過去的反對美帝轉變成對美國充滿了欽佩與嚮往。儘管如此,中國有本身的國情,如何從極左的思想體系和社會運作轉化到現代民主思想和制度運作,學術界出現了許多主張和辯論,其中一種有名的主張稱為「新權威主義」,意思是中國人應走向現代民主,可是中國民主的社會經濟和教育條件依然不足,因此需要在一段相當歷史採用新權威主義的治理,創造未來民主建設所需要的條件。新權威主義不僅是政策主張,也由它的歷史根據,認為人類現代民主就是由資產階級興起的法治所轉換的,過程都有經過一段開明專制的統治期。我當時對王滬寧的思想主張並不清楚,不過他送了我幾本他的學術著作,同時,復旦同學們也提到王滬寧是贊成新權威主義的。我們沒有機會談論太多的思想議題,不過畢竟此時的王滬寧主要是在大學教書,並無一官半職,講話沒有太大的顧忌。復旦有大學生的沙龍,提供啤酒,許多師生喜歡到沙龍喝啤酒聊天,我和王滬寧聊得相當愉快。說起來,一九八八年大陸已經出現城市經濟改革的諸多弊端,民怨叢生,知識分子嚮往歐美的體制,對現狀相當嫌惡,社會動盪的火苗已經隱隱燃燒。儘管如此,知識界有一股敢言的開放氣氛,某種意義上甚至比現在更自由,我看過許多出版品的用語都比現在要大膽的多。這種思想高度分歧的狀態也反映在中共黨的高層,如此就埋下了黨的大分裂的種子。一九八九年四月,我又去了一趟復旦,在學生宿舍裏住了一晚,跟同學們徹夜聊天,隔天凌晨舍監還沒開門前,我就爬牆離去。第二次到復旦我印象很深刻,過去一年王滬寧拿了霍英東獎學金到美國待了一陣子,我看見他美國回來後,穿著變的時髦很多,提到在美國的見聞,他顯得很興奮,很多心得。他說台灣送到美國留學的學生數量「不得了」,對台灣的發展影響巨大。另外他也說,宗教深入美國家庭的程度超過他的想像。王對美國的了解不再只是書本上的記載,而是整個社會運作和真實民情的體會。兩個月後,我被《中國時報》再派去大陸,接替天安門事件的採訪,前兩位同仁已經待了兩個月太累了,我是去輪班的,沒想到自己一週後就在天安門廣場上倒在血泊中。接下來的半年,對我而言,是從昏天暗地到逐漸平息的心理狀態,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最終只能交給歷史去裁決了。一九九零年六月,也就是天安門事件過後的整整一年後,我又再次去了復旦大學探望好友,幾位復旦的同學捲入「六四」被開除學籍,他們後來去南方做生意賺了大錢,成為那個時代許多類似故事之一。那次,我去王滬寧的辦公室聊了兩句,他已從去年美國剛回來的時髦打扮換回樸素的白襯衫,許多大陸領導人「六四」前穿西裝,「六四」後突然換回中山裝,服裝彷彿也成了某種政治表態的象徵。我們談話不多,不過有提到「六四」和東歐變局,他說中國不能像東歐那樣,這個看法符合他的理論,至於中國應該怎樣呢?他沒有說,不過我們是可以推斷的。早年欣賞台灣建設一九九二年,王滬寧到台灣參加研討會,我和幾位台灣大學同學到旅館房間探望他,此時離第一次國際大專生華語辯論賽已經有四年了。王說台灣建設的不錯,高速公路旁邊的綠化工作做得很好,我認為以王滬寧絕頂聰明的資質,他對台灣的觀察雖是僅僅幾天,但絕不含糊,一定可以抓到一些重點,畢竟理性的知識他早就具備了,所需補上的只是感性的理解罷了。一九九三年王滬寧又再次帶領復旦大學辯論隊來到新加坡,我也再度前往採訪,我們這次沒有太多的交流,不過倒是拍了不少的照片。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王滬寧了。根據現有的資料,一九九五年王滬寧就北上就任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組組長,過去曾幫上海市長江澤民整理大塊理論文章,現在則開始幫江總書記主導思想論述,實際上等於是指導黨和國家的思想理論工作。一九九八年,擔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二零零二年被擢升為中央委員以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接著繼續升任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直到二零一七年成為政治局常委。無論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以及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儘管都是一群政治智囊的集體成果,但唯有王滬寧一路晉升,顯示他在理論工作上一直扮演領導的角色,最後由智囊直接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回顧三十年前我們認識的復旦教授王滬寧,再從遠距離看今天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王滬寧,有時我不禁會想,這是同一個人嗎?現實中當然是同一個人,不管是跟你開心聊天的那個自由自在的大學教授,或者是今天用嚴肅面孔主持國家宣傳會議的領導人,其實他的內心都是一樣的,也因此可以比較準確的推斷整個政策思想基礎和形成的過程。無論如何,三十年前我們在復旦校園快樂的相處時光,象徵著兩岸和好往來的美好年代,永遠是甜蜜的回憶。王滬寧的思想實踐王滬寧的思想理論體系是什麼?他個人的政治風格是什麼?如果他的思想和風格能代表中共中央的政策走向和實施步驟,如何推斷當前中共中央處理重大諸如台灣、香港、美國等國際問題呢?這一連串的問題很可能是世界各國知識界和政界了解中國的一把重要的鑰匙,或許我沒有能力打造這一把鑰匙來開啟這一扇門,但或許可以努力一試。王滬寧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兩個層面,一個是他思想著作,以及我們談到「六四」和東歐變局時他的反應;二是他在擔任復旦大學辯論隊老師時所採取的辯論策略。第二部分可能經常被外界所忽略,但我因身在其中,難以忘懷,也就是王滬寧不只有思想理論,也有很強的策略意識,能夠指導實際的贏的策略。我認為這是他和其他理論家最大的不同,也就是他可以規劃出打敗對手的實際方法。我相信這是他贏得政治信任的重要原因,不只是能規劃思想論述,也能提供打勝仗的實際辦法,這是做為謀士的基本條件。首先就理論而言,王滬寧的著作《比較政治分析》寫道:「哲理性政治民主政治是一種政治理想,政治目標,也是一種道德倫規範,選擇並追求它是符合歷史發展總趨勢的。然而,另一方面,現代化中社會在程序性政治民主方面又是最沒有基礎的,最沒有準備的和最沒有訓練的。選擇和追求一種政治理想可以在較短時期內形成條件,但建立程序性政治民主絕非易如反掌,沒有程序性政治民主,哲理性政治民主往往導致不穩定」。簡單說,對王滬寧而言,民主最終不是道德情懷,而是程序的理性實踐。從這裏可以延伸出很多的探索,譬如,程序性的政治民主是否有訓練的過程?何時開始?中國會開始這個過程嗎?另外,既然哲理性政治民主往往導致不穩定,而中國又迫切需要長期穩定發展,是否代表哲理性政治民主將長期受到擱置,以避免造成不穩定的局面?這些問題其實是很難回答的,或許最終的答案在於最高領導人的終極價值狀態。如果最高領導人追求的是建立強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做為中華民族復興的標準,那麼民主程序將永遠做為理性工具來協助完成上述目標,它將可以長期甚至永遠被擱置的。從這個定義來看,好像中國的民主永遠難以實現,但同理,當政者也不可能實現過激的政策導致人為的災難,因為過激的政策也一樣是來自哲理性的情懷。至於王滬寧的策略意識這一方面,復旦大學和台大的辯論題目是「儒家思想能否抵禦西方歪風?」其實這個題目是新加坡政府的概念,可能不太公正,為何先把西方說成歪風呢?復旦師生對這個題目頗有微詞,但只能接受。其中一位復旦同學後來對我說,王滬寧想了一個方法,讓復旦辯論隊以各種角度批判孔子的言行,形成此起彼落的攻擊聲勢,台大學生窮於應付,辯詞被打得零零散散,無法集中形成本身的辯論主軸,最後輸掉了比賽。畢竟這不是真理的競爭,而是辯論技巧的比賽。這裏可以看出王滬寧有很強的策略意識,哪怕是一個小小的學生比賽,他也清楚彼此的優劣,找出切入點並取得優勢的方法。王帶隊的兩次比賽,復旦辯論隊都擊敗來自各華人大學的菁英,取得第一名,這種結果絕非偶然。當這種策略概念延伸到國內外的政策,包括對台灣對香港對美國等等,其實都適用的。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王滬寧經常陪胡錦濤和習近平出國訪問,跟他做為策士的身份應有很大的關係。總結起來,王滬寧所代表的是一條思想上的實用主義路線,而且最終實用會超過思想情懷,做為做困難決定的。由於缺乏情懷的束縛,他們能夠做出勇敢的決定和行動,同時也缺乏情懷的激發,他們不會像毛澤東那一代,做出超乎理性的瘋狂決策。他們會堅定執行自己劃定的國家發展路線,不會讓任何事情破壞這個過程,當然,另外一方面他們也會有非和平的力量準備,以做為嚇阻和不得已的最後選擇。對港出兵影響國家發展在香港問題上,我相信他們絕不可能出動解放軍,因為那會從根本上破壞他們所設定的國家發展路線,導致前景不可測的危險。對台灣,他們也會保持最大的武力克制,希望港台兩地長期的發展可以依靠本身的社會力量,與大陸的國家政策銜接。至於跟美國的關係,必然是內部集中權力,加速思想和物質動員,對美國盡量保持和好的低姿態,在長期既拉攏又鬥爭的事態中,逐漸創造彼此力量的消長形勢。這種純粹將民主當成政治工具,而非人文情懷,同時又具備強烈策略操作意識的做法,難道沒有任何的障礙和弱點?由於外在鬥爭形勢需要,內部必須強化精神凝聚力,如此過去毛時代的鬥爭語言又重新出現,極左的情緒又會受到鼓舞,如此必然會限制當政者真正走向現在的步伐,思想的工具化也可能質變為工具的思想化,這個危機可能需要更長時間才會出現和被察覺。■157128431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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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滬寧小檔案

 一九五五年出生於上海,祖籍山東。一九七八年高考後直接錄取為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碩士研究生,一九八一年獲得法學碩士。一九九五年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組組長。一九九八年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二零零二年晉升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二零零七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二零一二年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二零一七年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157128431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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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音衛視台偷用我的照片

 美國政府攻擊中國盜取版權,但所屬機構卻未經授權盜用照片。美國之音衛視台稍早在介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時,未經我的同意用了我當年拍的一張合影照,而且向全世界播放,這是嚴重的侵犯我的知識產權,形成嚴重的侵權事件。美國之音是美國政府對外設立和資助的國有非軍事國際廣播宣傳機構,由美國廣播理事會管理,旗下擁有廣播電台與電視台,總部座落在首都華盛頓。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八日,美國之音中文電視節目更名為「VOA衛視」。VOA衛視通過人造衛星播送電視節目,除了及時播報新聞快訊和新聞背景分析之外,還會播出專題節目。實際上這就是美國政府對華宣傳的廣播和電視機構,在節目中未經我的許可偷用我的照片,顯得非常諷刺。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中美貿易戰中,始終將中國人偷取美國公司的知識產權當成重要談判議題,美國政府所屬機構對於知識產權應該遵守本身所設定的道德和法律規範,實際上卻捉賊喊賊,盜用我的照片。一九八八年四月我到復旦大學訪問辯論隊師生時,對王滬寧和同學們拍了一些個人照和合影照,本期文章中搭配了許多相關的照片,他們實際上是同一個地點對同一個對象所拍攝的同一組圖片,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在《中國時報》首度發表了《記與王滬寧在上海的一段日子》,第一次公開了我和復旦教授王滬寧以及吳貽康的合影。這張照片後來被傳到網上,但照片人物仍然被註明。美國之音衛視台雖然註明「網上圖片」,但不意味著這是沒有版權的,何況作者是誰清清楚楚,要聯繫上我不困難。美國之音衛視台完全沒有請求我的同意,就偷用照片向全世界播放,一向攻擊中國人偷取美國知識產權的美國政府屬下公司,卻肆無忌憚的偷取中國人的知識產權,構成嚴重的侵權事件,看來只能提出懲罰性賠償的控告,嚴懲美國公司惡意的侵權,才能實現中美貿易在道德意義上的平等。■157128431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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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暴力之亂警示香港

香港之亂跟文革浩劫一樣,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罕見的動亂場面。文革最讓人們痛心疾首的,正是對合法公民的迫害,暴力幽靈今天也並沒有消逝,漠視法治的醜陋暴力足以警示香港。進入十月,關心國家命運的許多人都會記起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間的「懷仁堂事變」,這是毛澤東屍骨未寒,「寵臣」四人幫即被捕下獄的驚天大事,一直讓人痛心疾首的文革內亂也就此劃上句號。回看這個浩劫十年,就是極左勢力踐踏憲法、張揚暴力的十年,也是四人幫被釘上歷史恥辱柱的根本原因。不過,四十三年後的今天,人們似乎已顧不上反思文革,把更大注意力圍繞在已延續四月之久的香港亂局上。為數不少的暴徒一再破壞地鐵與癱瘓機場,更有蒙面者四處縱火,兇惡攻擊不同意見的民眾。香港被籠罩在火光中,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罕見的動亂場面。跟文革浩劫一樣,香港之亂令全國民眾及香港巿民大驚失色。人們對發生在眼前的醜陋暴力,豈止是嗤之以鼻的抗議蔑視?更是發自內心的深惡痛絕!不言而喻,香港暴力與文革暴力不可同日而語,卻有人將香港動亂視為法國大革命的餘緒。恰逢世界文豪雨果讚頌法國大革命的《悲慘世界》近年被搬上舞台與銀幕,劇中武裝起義場面令觀眾熱血沸勝,音樂劇主題歌《你可聽到人民怒吼》不脛而走。此歌在香港一些動亂場合也可聽到。然而,香港的年輕一代觀眾可能不知道,同一個雨果在另一部描寫法國大革命的名作《九三年》中說過,「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原則,那就是人道」。一個簡單句並列出現兩個「絕對正確」,看似不合邏輯或為搞笑,但這正是文豪雨果想要表達的深意。他告訴世人,革命雖然象徵正義,但其中也攙雜、甚至活躍著邪惡暴力;人道精神高於革命,是邪惡暴力的「剋星」;宏揚人道主義大有必要。157128431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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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留用」日本人傳奇

二戰結束後,估計數萬名日本人留在兩岸為國共當局所用。他們甚至參與訓練中共飛行員,協助建立空軍;在台灣的日本留用者參與各領域社會建設,建立戰後發展的基礎。先前訪問前藍營民代時,他以透露天大秘密般的口吻說「你知道嗎?現在台灣估計有二百多萬人的日僑後代啊」。據他說「台灣光復後,約三十萬的日人放棄日本國籍潛伏台灣。他們表面歸順國府,但始終認同的祖國是日本。後來他們和獨派勾結,企圖推翻國府,推動台獨阻止中國統一」云云。他所說的「歷史真相」不僅既不合理又不合情,根本都不符合史實,荒謬滑稽到極點。當初我好心試圖糾正他的謬論,但他堅信不疑,後來覺得跟這種人理論簡直浪費時間,他又不是我老爸,他的可笑也不關我的事,決定不再跟他聊這些。其實,此類的流言蜚語已流傳了好一段時間。幾年前,中國大陸智庫的學者還特別問我,最近由不少偏藍台人口中聽到類似的說法,甚至有一位台灣名嘴在大陸的電視評論節目上也如是說,到底怎麼回事?據史料,戰敗時在台灣有近四十九萬日本居民(包括十六萬多的軍人在內),雖因戰敗後的日本國內百廢待舉,據了解不少日僑提出留在台灣的念頭,但美國堅持盡速遣返日俘日僑的政策,除非被「留用」的人員和眷屬外,一律被遣返日本。當時的日本已有完整的戶籍管理制度,亦包括在台灣日本居民,國府執行遣返日僑時嚴格核對名單,一九四六年四月初步完成遣返日僑事業。後來我跟大陸學者聊起為何部分藍營支持者會盲信這種幼稚的謬論?我們的初步結論是,這些人不只無知沒常識,更是與當今的台灣社會嚴重脫節,也喪失了根本的信心。因有著嚴重的被害妄想和不安心理,滿腦子想怎麼正當化自己的無為和無能,太急於裝可憐的結果連對生命最起碼的尊重也都沒有了,好比他們的部分不肖政敵為了謀取政治利益,不掩飾討價還價般地浮報「受害數值」,編造各式各樣的「可憐故事」般的愚昧心態,這種無聊透頂的鬼扯流言簡直是藍綠彼此促進墮落的產物。156584102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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