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顛覆歐洲未來

香港商界領袖陳佩君認為,人工智能無法取代人類所有工作,但未來人們可能不再需要學校,歐洲提出的「全民無工作薪酬」制度也未嘗不可行。於現今二十一世紀,世界未來趨勢與過往發展軌跡截然不同,未來學,正是要研究人類各重大領域的未來趨勢。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主持的香港新城財經台電台節目《CEO的未來世界》與各界社會精英交流,希望能於思想碰撞中了解未來世界走向。這次節目主持人沈旭暉、陳以禔邀請了DT Capital創辦人及香港總商會卓妍社主席陳佩君,分享其對歐洲不同社會問題的看法。沈旭暉:歐洲人口不及亞洲、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多,而經濟、科技方面亦不及美國好,你認為在未來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歐洲有什麼是不可被取代的?陳佩君:雖然有人認為歐洲某程度上是「吃老本」,但我認為歐洲在人類的價值這個層面上走得比我們遠很多。很多香港人都認為一個成功的人生是要有車、有樓、有家庭和事業,但大多歐洲人都認為,社會的經濟增長可以不用太快,他們著重的是尋找生活真正的定義和價值,他們所追求的是自由和精神上的價值。可能有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人會認為歐洲人的生活比較消極,但他們並不認為這是倒退象徵,因為他們所追求的是悠閒的生活。沈旭暉:理想上,當然每個人都希望追求這樣的生活,但在物質上又能否支撐?以西班牙、希臘的債務危機為例,當地失業率十分高,這是否反映當地的資源不足以長期支撐這樣的生活?陳佩君:如果範圍只局限於歐洲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資源分配層面上不可能做到,但如果可以去其他國家發展,我認為這是可能做到的。例如當地失業率較高的西班牙,若果年輕一代可以到其他國家工作一段時間,再回到自己的國家生活,我認為這是可能的。陳以禔:或許十至二十年之後,世界趨勢有所改變,那時候大家可能會認同這種價值觀,但於社會改變之前,這會不會只是一種無了期的等待?陳佩君:這不會是一場等待,因為社會上的轉變從來都是慢慢演變的,只是可能世界上有一些國家走得比較快,而歐洲在這一方面是走得比較前。如果問這會不會是持續的轉變方向,我認為如果我們對物質的要求低一點,其實這是可能的方向。沈旭暉:歐洲一些較前瞻的概念,例如北歐很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可能有助解決一些人類正面對的問題。而現時人工智能逐漸普及,某程度上解決了人口下降帶來的危機。最近有一些全新的構思誕生,如全民無工作薪酬,即無需工作亦可取得薪酬。歐洲人認為既然人工智能會取代人類大多數的工作,倒不如我們實施一個全新的制度。這些都是歐洲原創的概念。你覺得是否可行?陳佩君:我認為這是可行的。參照歷史,當時我們亦對一些嶄新的技術感到驚訝。於十九世紀的工業大革命中,我們也認為新的技術會取代很多工作,會令失業率上升。其實人工智能只是取代了一部分的日常工作,我相信仍然有很多工作是人工智能不能取代的。對人類而言,可能是於未來不再需要長時間工作。沈旭暉:人類沒有了工作的概念,一些北歐國家甚至曾提出無工作薪酬,但問題是政府或相關機構從何支付薪酬?陳佩君:如果人工智能的生產力及所帶來的收入,是足以支撐全國人民的基本生活,這構思未嘗不可。其實我們只需要知道整體國家的收入和支出,收入方面,歐洲可以於較為進步的範疇,輸出相關的資訊或科技予其他國家,支出方面,人工智能則可大大減少他們的開支。沈旭暉:剛剛所提及的是一個更顛覆的未來,人工智能可以負責所有生產工作、養活國民,而人類就可以完全享受生活不用工作,你認為這樣是否人類所追求最美好的一面?陳佩君:其時大家可能需要有一個共識:生活歸於平淡,物質上的享受會降低一點,住所可能會比較小。而其實在西歐,很多當地的人亦已接受了共同經濟,就算他們有能力購買高級住所或車,他們亦寧願在有需要時才去租用。陳以禔:於這種構想下,還需要傳統的教育系統嗎?還是國民自發想學什麼就什麼?陳佩君:我不排除這個可能,而其實現時社會對於傳統的學校有很大的爭議。當人工智能於某一程度普及時,可能我們不再需要傳統的學校。或者未會去到完全自學的層面,但可能不再需要一星期五天上學,在科技的協助下,學生可能會在家中學習。沈旭暉:網絡的興起令到精英世界的共識被打散,一般人發覺原來一體化帶來的並不是最好,網絡中反對一體化的聲音慢慢成為主流。無論是在英國還是法國,希望歐盟解體的聲音漸漸浮現,你認為在網路時代、民粹主義興起下,歐盟會面對這樣的危機嗎?陳佩君:危機一定有,而我覺得其實大多不滿都源自於國家的經濟,如果經濟好轉,可能有某些問題亦會隨之改善。歐盟亦在某些事情上可作一些微調,例如難民問題等。沈旭暉:會否有一天歐盟真的會解體?只要再有一兩個國家有類似的脫歐行為,解體就會出現,而相關國家的民調顯示四成受訪者贊成脫歐,這個危機其實是會持續存在的。陳佩君:我認為發生的機會不大,因為歐盟國家難以做到經濟獨立。而如果歐盟解體真的發生,我認為可能會分開兩大部分,南歐和北歐兩大部分,並不會完全解體。而且如果歐盟解體真的發生,我認為會是以一個較暴力的方式去強行分開。■15586029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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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幣強勢反彈 幣圈再掀革新風雲

比特幣由於具有避險特性,最近自谷底強勢反彈,告別地獄,重上八千美元,比特幣升跌與中美貿易戰的局勢相關。同時區塊鏈亦在探討突破技術。以比特幣為首的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的價格波幅非常之大,一年以來的走勢是「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以比特幣為例,在二零一七年的高峰期,一個「比特幣」的價值達到一萬九千美元左右,在去年十二月最低點跌至大約三千八百美元,但在最近又反彈至約八千美元。比特幣跌至五千美元以下時,市場一度認為要觸發比特幣的「礦難」,使比特幣市場崩潰。與此同時,區塊鏈(Blockchain)以及其衍生的加密貨幣的命運在近年備受關注。幣圈內的代幣發行方法推陳出新,各種使區塊鏈有實際應用的嘗試也方興未艾,反映區塊鏈行業仍然具有活力。比特幣的「挖礦」(Mining)成本約在四千至五千美元之間,一旦比特幣市值跌至「挖礦」成本以下,那麼相當於「挖礦」無利可圖,變相會引發比特幣生態圈的崩潰,但在近月彷彿打破了這個魔咒,比特幣重上八千美元,似乎反映比特幣的價格有一定韌性。綜觀比特幣的走勢與中美貿易戰以及中國政治局勢有密切關係,局勢動盪之際,比特幣的價格就會上漲,例如最近中美貿易戰加劇,比特幣的價格就重上八千美元。比特幣一度被視為與黃金一樣,是「避險貨幣」,能夠有保值的效果,但事實上比特幣波幅遠遠比黃金要高。中國比特幣的「挖礦」產業是世上規模最大的地方,佔了全球挖礦量百分之七十,中國公司「比特大陸」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挖礦」公司,甚至擁有全球百分之十二點五的比特幣。中國可謂也是世界上比特幣產業最發達的地區。長期觀察比特幣的升跌,不難發現與中國政策有密切關係,比特幣在幣圈裏眾所周知是中國資本外逃的重要工具,比特幣具有交易難以被追溯的特性,因此能夠作為資本轉入、轉出的工具,而當中國政府一旦介入,加密貨幣的牛市便告結束,在二零一七年一月開始,比特幣處於前所未有的高峰時,中國禁止加密貨幣交易以及首次代幣發行(Initial Coin Offering,簡稱ICO),就開始了加密貨幣的熊市,二零一九年二月,比特幣暴瀉,最低點甚至跌至七千美元左右,及後一度重上一萬美元,但之後直至今日,都未能夠升穿一萬二千美元,反映比特幣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以及比特幣與當局政策的密切互動關係。1558582018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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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左派被抓捕工運寒冬凜冽

中國左派的工運分子、維權人士相繼受到官方整肅,前後抓捕人數已近百人,甚至體制內的人士都受影響,規模比得上四年前針對自由派的「七零九大抓捕」。北京大力打壓維權行動,中國工運進入寒冬。自去年的深圳佳士工運以來,中國左派的工運分子、維權人士相繼受到官方整肅,前後抓捕人數已近百人,這是中國左派的寒冬。這一系列抓捕源於去年的佳士工運,自佳士工運聲援團學生被捕開始,中國左翼學生、維權人士以及非政府組織人員就相繼被中國當局整肅,漸漸由體制外的學生、維權人士,擴及與體制友善的人士,有別於四年前針對自由派的「七零九大抓捕」,這一系列抓捕行動是針對左派,顯示當局對待異見分子可謂是「左右開弓」。最新被捕的民間左派維權人士,是三位協助塵肺病人維權的網媒「新生代」編輯楊鄭君(包子)、危志立和柯成兵。楊鄭君在今年一月被捕,危志立和柯成兵則在三月二十日分別在廣州家中被帶走,危志立被提訊五次,詢問內容都與塵肺病人維權有關。危志立的妻子鄭楚然說:「湖南塵肺病工人來深圳維權,新生代三人就幫助他們把維權經過和他們生活的拮据寫出來。」相信被捕也是因為與塵肺病人維權有關,鄭楚然亦說在三月二十日到四月十九日,她曾請律師去見過危志立三次,但四月二十日之後也見不了。鄭楚然目前感到「迷茫」。大抓捕的起源大抓捕起源於去年五至八月在深圳、惠州爆發的佳士工運,是「六四」後罕有地工運與學運結合的運動,有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中國名校學生參與,聲援要求組建工會的佳士工人。惠州的聲援團人數曾近百人,但結果在八月二十四日被大規模抓捕,主要學生代表中山大學畢業生沈夢雨、北京大學畢業生岳昕等至今依然下落不明,有指她們被當局監視居住,不得與外界聯繫。當局對佳士事件的定性非常嚴重,除了參與工運的學生外,還拘捕了非政府組織「打工者中心」職員付常國,被指「收受境外資金指導工人行動」,以「尋釁滋事罪」進行刑事拘留,可見當局把深圳工運視為「與境外勢力勾結」的結果,將工運問題上升為國家安全層面的問題。也因為這個定性,及後逐步整肅與工運有關的大學左派學生社團。亞洲週刊在去年九月底的報道,就了解到至少有關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以及西安理工大學七所大學的左翼社團被整肅。及後,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雖然被保留下來,但延至十二月毛誕前後,學會成員仍發動聲援工運的活動,於是學會被官方改組,原本成員如會長邱占萱、會員展振振也被開除出會,展振振更被校方退學,是「八九民運」之後,罕見地有學生因參與社會運動而被開除出校。在四月二十八日、「五一勞動節」前夕,邱占萱前往北京亦莊地區打工,體驗勞動,亦因此在同月二十九日失聯,據悉是被國保人員帶走。幾乎抓捕所有左翼行動者這批學生、維權人士先後參加過塵肺病維權、塔吊工人維權、日弘維權等左翼社會運動,是過去數年間中國工運的中堅,這接近一年內的抓捕就幾近把這批左翼行動者一網打盡。據佳士聲援團的消息,四名佳士聲援團成員岳昕、顧佳悅、沈夢雨及鄭永明遭廣東警方強迫在一段時長三十分鐘的視頻中進行認罪,承認自己接受外國勢力、境外勢力煽動。除學生、維權人士以外,一般工人的維權運動也受阻礙,去年到今年期間,來自湖南的塵肺病人患者就前後十多次到深圳信訪辦門外集會,要求改善賠償,但屢次交涉不果,湖南塵肺病人谷伏祥說,「深圳的維權行動一直沒有成效,部分工人更在維權時被打傷」,本來想在三月北京兩會期間進行上訪,但亦被湖南當地的國保阻攔,無法進行維權活動。而當局只願意提供一筆過的十至二十二萬人民幣(折合約一萬七千美元)的「人文關懷金」,不能應付日後生活所需要,顯示政府與塵肺病人仍難以有共識,處於隔空僵持的情況。這次抓捕將中國左翼的社會運動分子幾近清洗殆盡,破壞性可與四年前的「七零九大抓捕」相比,但有所不同的是起訴的罪名仍未清楚,暫時仍是較輕微的「尋釁滋事罪」為主,或由國保進行監視居住。■155858202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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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內溫和派被打壓

 與體制長期關係良好的公益組織社工最近受到嚴厲打壓,在五月八日就有三位社工李大君、梁自存以及李長江同時在各地被捕。他們長期從事工人維權、協助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工作,主要是做社會公益活動、社區服務,包括農民工兒童、職校學生的輔導服務。李大君任職於二零零九年成立的北京行在人間文化發展中心、二零一一年成立的冷泉希望社區,都是協助農民工的團體,二零一二年李大君發布《建築業農民工職業安全與職業保護調研報告》甚至得到部分全國政協委員的批示,與體制關係密切。李長江創立的清湖學堂在二零一七年起與龍華區政法委員會合作,旗下項目受到龍華區法委贊助。而梁自存亦是於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從事博士後研究,二零一六成立HOPE學堂,長期服務職業學校學生。上述三人都與體制關係密切,甚至可以說是體制內推動溫和改良的人士,但同樣受到官方的抓捕,據了解亦會從較嚴重的方向調查,反映體制內主張改善工人權益、充當緩衝作用的公益組織的生存也漸見艱難,工運和左翼公益服務可謂進入史無前例的寒冬。■155858202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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