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拾荒老人悲歌 呼喚全民退休保障

香港人均所得位列亞洲前茅,卻有約萬名低收入長者在街頭撿拾紙皮,賺取微薄的生活費。拾荒老人的悲歌,不僅折射香港貧富懸殊尖銳,也暴露香港人缺乏全民退休保障的痛苦。香港政府坐擁巨額儲備,卻長期以「積極不干預」的思維,拒絕實施全民退保。八九十歲拾荒老人的身影,成為香港恥辱的印記。香港作為著名的「東方之珠」,以現代化的高效率知名,被視為現代都市的象徵。但誰也沒有想到東方明珠整潔街道背後,是數以萬計的拾荒老人,他們穿梭在橫街窄巷之間,周旋於嘈雜的車輛、人群之間,步履蹣跚地推著充滿鐵鏽的手推車,上面堆著比他們還高的「紙皮」(壓扁了的紙箱),有時他們還要拖著疲乏的身軀,在斜坡上吃力蠕行。這些拾荒老人是香港回收業的中堅,由他們進行最原始的廢料回收,爾後才由回收商進行下一步的再造。很多七八十歲的老人,卻常常會受到回收商的欺壓,借故少給一點的回收價錢。一般遊客、香港人走在街頭,很容易就看見拾荒老人的身影,拾荒老人可說是香港一塊恥辱的標記。綜觀亞洲人均生產總值如香港這般的城市,如台北、東京,以至中國大陸的深圳、上海,也沒有這樣大規模的拾荒老人現象。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卻遍地拾荒老人,不啻是釘在香港政府管治能力的恥辱柱上的標記。這些拾荒老人大多六十歲以上,最老的拾荒老人甚至已達九十六歲,儘管香港是全球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卻讓他們工作畢生,仍無法度過有體面的晚年,在疲病交加、風吹雨打化際,仍輾轉在街頭工作、「執紙皮」。國際都市VS絕望貧窮香港人均生產總值以購買力平價計算,達到六萬四千美元,全球排在第九位,與瑞士、瑞典這些先進國家比肩。同時,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卻極為嚴峻,二零一六年,基尼系數就達到零點五三九,同樣位居世界「前列」,排在全球十一位,竟與津巴布韋、海地等為伍。香港在多項「自由經濟體」評比,位列榜首,代價就是政府對貧窮問題的不作為,沒有積極地介入到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基尼系數達到零點四就是警戒線,代表社會容易處於嚴重的階級對立之中,香港基尼系數在這些年來持續接近零點六的「極高」水平,沒有扭轉的跡象,就代表香港階級矛盾處於前所未有的高度,亦是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香港坐擁約一萬億港元(約一千三百億美元)的財政儲備,外匯儲備亦有四千億美元之譜。港府的巨額財政盈餘是其他國家所欽羨,但與此同時香港卻有嚴重的貧窮問題,以至許多香港老齡人都處於貧窮之中,三分之一的六十五歲以上長者貧窮,由於缺乏退休保障,工作時待遇亦差,導致他們不得不在晚年依然工作。中環後巷的拾荒老人香港素有「水泥森林」之名,山多平地少的地形裏插滿了高聳入雲的大樓,高空俯瞰都是香港的核心商業區(CBD),即便在以金融中心聞名的中環,但走進其中的橫街窄巷,也常有長者在撿拾整理「紙皮」。走過香港街頭,在商店前或是後橫巷裏,不難發現有些老人在撿拾整理廢紙,他們每日工作十多小時,早上七點直到晚上十二點,撿拾紙皮、汽水鋁罐,賺取微薄的收入來幫補生計。香港拾荒老人數目從來都沒有完整統計。拾荒者研究平台「拾平台」今年的研究報告訪談了五百名拾荒老人,以樣本推算,香港就至少有兩、三千名拾荒老人。但根據更可靠的行業數據,香港環保廢料再造業總會會長劉耀成指出,香港拾荒者約有四萬人,當中超過三分之一是長者,換言之,香港就有逾萬名拾荒老人,是國際大都會裏少見的大規模長者拾荒現象。拾荒老人仍徘徊於橫街窄巷之間,拖著佝僂的身體,每天撿拾被港人稱為「紙皮」的紙箱,賣予回收店過活,為了讓紙皮賣個好價錢,他們甚至會想盡辦法,把紙皮弄濕,務求讓紙皮過磅時重些,換多一元數角。但即便勞累終日,他們終究也只能換得數十元的微薄收入,僅僅足夠吃上一兩頓廉價的快餐。從「麥難民」到拾荒老人亞洲週刊記者到上水大會堂附近,就經常看到黃月嫻婆婆在撿拾紙皮,她的「工作區」就在大會堂附近的一段路。她今年六十三歲,十多年前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當了三十多年的醫院清潔工,退休後一直找不到穩定的工作,雖然每月有三千多元退休金,但她沒有申領綜緩,因此收入不穩定,甚至要一度成為「麥難民」,幾年前來到上水,開始了拾荒的生涯。黃月嫻數年前輾轉來到了上水尋求工作機會,看到幾家商店的紙皮有時多得無人清理,就開始撿拾紙皮拿去變賣,每天大概能賺取五十多港元,「有時商場的清潔工會謝謝我幫忙」。儘管每天勞累不堪,但黃月嫻撿拾紙皮賺取的收入,在省吃儉用的情況下,也僅能維持三餐溫飽。到上水拾荒後,黃月嫻每晚會到附近通宵營業的麥當勞餐廳睡覺,有一段時間因為麥當勞結業,更要在她的「工作區」睡覺,幾塊紙皮就成為她的床舖。每到旅遊季節,就是消費旺季,商鋪都會大量進貨,這樣就意味著會出現大量紙皮,當商場的清潔工人無法應付,也是黃月嫻最忙的時候,幾乎要整天不停整理。拾荒老人VS食環署黃月嫻一方面僅能賺取微薄收入。另一方面卻依然要面對香港冷冰冰的警政與官僚系統。黃月嫻在撿拾紙皮時,經常也遇到食物環境衛生署的巡查,有時更會被清走「紙皮」,甚至個人物件,連她身上僅有羽絨服也被當成垃圾清理。談到激動處,黃婆婆不由得慨嘆:「我不想做社會負擔,不領綜緩,為何(食環署)要趕絕我?」黃月嫻說到跟食環署周旋的經歷特別激動,眼泛淚光。另一位拾荒老人蘭姐,同樣亦被食環署的執法所煩惱。蘭姐每天收集的紙皮較多,也成為重點的執法對象,甚至惹來區議員的投訴。食環署的職員每天早上八時多就會巡邏,因此蘭姐七時多就要起床在街上處理昨晚撿拾的紙皮,如果晚一點辛勞一天的成果就可能會被沒收掉。蘭姐最希望的是,食環署的執法不要太嚴厲,讓她能鬆一口氣。這不單是黃月嫻和蘭姐的個人經歷,遠在天水圍的香婆婆也有同樣經驗,更是所有香港拾荒老人共同面對的困局,因為食環署認為拾荒老人的紙皮阻礙街道,因此幾乎每星期都驅趕一次。黃月嫻就強調她們會保持環境的清潔,也絕不會在紙皮上加水,污染地面,更會幫商店清理紙箱的垃圾。黃月嫻認為自己克盡公民責任,僅為生計而奔波街頭,完全想不到政府何以對他們作出打擊。樂天知命是黃月嫻的個性,雖然沒有子女照顧,但她閒時到大會堂聽聽歌藝表演,跟路過的街坊聊天打招呼,閒話家常,已經令黃月嫻相當滿足。談到拾荒可做到哪一天,黃月嫻就說:「做到做不動為止,也不知做到何時。」這番話既有獅子山下的奮發精神,更帶有獅子山下的悲愴。拾荒為求經濟保障蘭姐跟她的丈夫在葵芳的街市已經撿了十多年紙皮,她負責撿拾紙皮,而丈夫剛負責「發泡膠箱」(塑料箱、保麗龍),兩夫婦分工合作,每日可賺取一百至二百元。不過,蘭姐與很多拾荒者不同,她有一所自置物業。蘭姐今年六十六歲,退休前是工廠女工,七十七歲的丈夫以前是巴士司機,亦有兩子一女,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都已經成家立室,不過,蘭姐卻不想依賴兒女,「靠自己就最可靠」。養兒防老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但蘭姐卻一再否定這個想法,暗示子女無法供養自己。雖然蘭姐有資格申請「長者生活津貼」,但她自己和丈夫的積蓄超出申請限制約五十萬港元。曾經有人提議蘭姐,將積蓄交給子女,這樣就合資格申請津貼。但她斷然拒絕,因為不放心將自己的「棺材本」(用以殮葬的費用)交出去。拾荒老人的工作條件惡劣,時常要在路邊、馬路之間來回奔走,飽受路旁廢氣、擠逼人群夾擊,他們步履艱難,於急速穿梭的都市更顯他們工作的艱難。屯門新墟菜市場的一條短街上,李婆眼瞧著對面藥房有紙皮扔出,腳步飛快地上前撿走。她立馬把紙皮壓扁,往手推車裏一扔。那一剎那的神情有著如孩童獲得心愛的玩具般滿足,嘴角泛起喜悅的弧度。收入微薄入不敷支李婆和丈夫陳伯是四川來的移民,親戚、家中子女亦已四散,唯有拾荒而維生。他們習慣從早上的十一時,撿到晚上的八時半,一天工作九小時半。一星期七天,工作一共六十六小時半,名副其實地從早到晚辛勤勞動。夫妻兩人習慣分開行動,以便拾獲更多紙皮。難以想像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在街頭之中不管風吹雨打、日曬雨淋,都持續努力工作。李婆直言:「我現在就是租的房子,每個月房租連水電雜費要五千多塊。」一車紙皮大約六十多公斤,一天他們大多可以賣兩車紙皮。「一公斤紙皮能賣六毛錢,一車能賺四十多塊。」環境好和身體許可時,一天可以賣三車紙皮。這換算下來,每個月的收入大概是三千多至四千多,遠遠不及每個月的支出,只能每天朝十一晚八地工作。兩位老人在花甲之年,別人兒女承歡膝下時,仍要為了三餐而天天奔波,安享晚年也成為了遙不可及的夢想。拾荒老人徘徊於街邊撿拾,每步雖然都走得艱難,但卻支撐了香港的回收業。同時,他們背後都有著不為人知的生活悲歌,或有著長期病患,又或者有著一些家庭的悲劇。在葵涌光輝圍的一處街市,熙來攘往的地帶,常看見人稱廖伯的廖添勝身影,穿梭於撿拾商鋪丟棄的紙皮箱。廖添勝有一位六十來歲的老婆,育有兩子,但他說:「養了兒子三十六年,沒有給過我一元。」廖添勝絕望的眼神,不由得令人慨嘆人情冷暖,但仔細一問,原來他的小兒子也曾給過家用,但廖添勝情知兒子成家立室、要交租,給他錢也只會加重兒子的負擔,於是回絕。拾荒老人背後,都有著香港基層家庭收入僅夠維生的悲慘故事。行動不便被逼辭職在五年前,廖添勝仍有一份清潔的工作,工頭看他行動日益不便,為了避免承擔工傷責任,便叫他辭職。廖添勝拖著行動不便的右腳,拾荒謀生,每日可得三四十元,高峰期也不過五六十元。廖添勝對亞洲週刊述及他右腿病患的問題,痛罵中國內地庸醫誤他右腳的診治,打至第三支注射液打完,醫生就告訴他再注射有可能導致殘疾,回港後赴瑪嘉烈醫院求醫。排期四個多月後,醫生通知他要切除右腳,避免肌肉萎縮或癱瘓的可能。拖著沉重的右腳拾荒,廖添勝顯得有力無處使,更慨嘆香港公立醫院服務的輪候漫長。由於公立醫院不可用醫療劵,廖伯每每擔心醫療費用,而被逼去看私家醫生,因為只有私家醫生才收醫療劵。私家醫生說廖伯的腳缺鈣,需要食用鈣片。十四粒藥丸收費二百二十元,只夠服食兩個星期。政府資助杯水車薪政府每年津貼的二千元醫療劵很快用盡。除此之外,廖添勝只符合申請政府每月一千三百二十五元的長者高齡津貼,資助金額對他而言可謂杯水車薪。因家人無法提供入息證明,他也不能申請「綜援」或長者傷殘津貼,廖添勝抱怨政府社會福利署無良:「可能怕我騙他,不然怎麼要搞審查,一個八十九歲的老人能騙你十年八年?」他心有不甘:「有些家庭的人有手有腳,有幾份工作,他們能領『綜援』,政府為何不查他們,要來查我。」對於這種處境,廖添勝不止一次諮詢過社工,得到的回覆總是同一句話—「提供家庭入息審查證明」,反映著制度的冰冷。香港政府沒提供協助拾荒老人的處境淒涼,工作環境惡劣,亦受日曬雨淋,而這些拾荒老人在香港已逾萬人,但香港政府卻沒有針對性為這群老人提供適切的協助,甚至在既有政策之下,前線工作的社工、食環署都是官僚習氣濃厚,沒有以民為本的精神。而拾荒老人也成為香港最為恥辱的一道風景線,號稱國際都會的香港居然有如此嚴重的貧窮問題,拾荒老人現象只是香港貧窮問題的冰山一角,暴露香港財富分配不公平問題。香港貧窮問題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涉及數十年來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任何方案必定觸及既得利益階層,但不解決必定帶來社會動盪。過去數年,港獨問題是社會主要矛盾,讓香港政府可以迴避尖銳的階級矛盾,但時過境遷,階級矛盾持續尖銳,貧窮問題、房屋問題以及全民退休保障問題成為香港人頭上的「三座大山」。香港政府必須揮別「私進公退」的市場化思維,香港政府能不能有「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氣魄面對貧窮問題,決定了未來香港社會的軌跡。■153741350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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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退保紓緩貧富懸殊之痛

香港政府理財原則應改變,應當在有財政能力的情況下,承擔更多的常額開支,使香港民眾生活有尊嚴,而非任由市場的無形之手以及資本家的有形之手,將人民推向貧窮的深淵。香港貧富懸殊問題愈見嚴重,基尼系數去年達到零點五三九,是四十五年來新高,全民退休保障也被提到解決貧窮問題的議事日程當中。尤其是去年香港政府財政盈餘達一千一百億港元(約一百四十億美元),財政儲備更達一萬一千億(約一千四百億美元),代表香港財富分配傾向貧者越貧、富者越富,政府坐擁鉅額財政資源,但沒有還富於民,引起社會各界強烈反彈,反思香港政府理財原則,應當在有財政能力的情況下,承擔更多的常額開支,使香港民眾生活有尊嚴,而非任由市場的無形之手以及資本家的有形之手,將人民推向貧窮的深淵。香港的生產總值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位居全球前列,與奧地利相彷,但經濟水平與香港接近的奧地利、瑞士以及瑞典等國家,福利體系都相對完善,沒有出現類近香港的嚴重貧富懸殊,而與香港貧富差距程度相比的,則是納米比亞、海地這些第三世界國家,以香港的富裕程度、公共管理能力之強,於財富分配問題上竟然廁身於世界末流,委實是「東方明珠」的恥辱,而香港的財富分配問題,就源於港府理財思維以及管理模式需要革新,不能再以過去「積極不干預」的思路進行。香港政府長期以來抱有「積極不干預」的理財原則,相關「不干預」概念由六十年代的財政司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提出,七十年代末由時任財政司夏鼎基(Charles Haddon -Cave)完善,回歸以後,曾蔭權執政以降,盡量不增加政府的常額開支,傾向以一次性撥款處理。當年香港經濟實力未達世界前列,於經濟增長期間,盡力減少福利開支尚且情有可原。然而,時至二十世紀的今天,香港的主要矛盾已經由創造更多財富,範式轉移成為財富分配的矛盾。對於社會建設,香港政府以「私進民退」的思維主導,成立法定組織,如市區重建局、房協之類的名義非牟利機構,實質上自負盈虧,具有龐大的逐利衝動,反過來成為刺激房價上漲的幫兇,房協必須通過居屋等業務的收益,以補貼公屋興建;市區重建局亦為了證明重建符合經濟效益,因此這些項目本質上依然是樓價上升的助力,而非用以解決樓價問題。15374135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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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拾荒實錄

約八十歲的蔡福香因腰患而不能做洗碗工,以拾荒謀生。天水圍,位於香港新界西北,因發生多次家庭倫理悲劇而被冠上「悲情城市」之名,區內屋邨林立,新移民很多,但缺少工作機會,致使天水圍成為鬱躁的角落,悲劇頻生。天水圍亦有拾荒老人,以拾荒維持生活。約八十歲的蔡福香於五十二年前就離別鳳江家鄉,隨丈夫嫁到香港,從此在天水圍落地生根,但蔡福香的家庭卻是標準的「天水圍家庭」,她的丈夫在十多年前已經離開人世,留下三個兒子與蔡福香相依為命。大兒子自小眼睛發育不全,成了盲人,而且錯過了十八歲前申請來香港的機會,只在內地的祖屋孤苦伶仃地生活;二兒子生活條件比較好,一家搬了去東涌生活,偶爾相聚才會給婆婆少許零花錢;而三兒子一家現在則與婆婆在天恆邨公屋同住,由於三兒子育有兩個兒子,一家五口擠迫在狹小的單位裏,生活拮据,反映香港基層市民的居住困境。工作環境惡劣蔡福香過去曾在大埔茶餐廳做了十二年洗碗工,但由於有普遍的老人病,腰患困擾,洗碗工不能繼續做下去,因此被逼踏上拾荒維生之路。1537413510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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