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例不能圖「萬能」 修法不如修「心態」

香港終審法院釐清「不誠實取用電腦」罪名定義,律政司的「萬能」控罪被廢武功。陳建強,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副會長。 香港小學教師洩露小一面試試題案,律政司不服四名被告的「不誠實取用電腦」罪名不成立而上訴終審法院但被一致駁回,並將「取用電腦」定義為「使用他人電腦」;一舉廢棄這條沿用了二十六年的「萬能Key」(萬能鑰匙、百合匙),準確描述案件的嚴重性和堵塞其法律漏洞,但卻易讓被告獲撤控而被「放生」,背離公義!「不誠實取用電腦罪」早於回歸前的一九九三年制訂,當年的立法原意是為了打擊黑客入侵電腦犯罪,與偷拍偷窺或網上恐嚇詐騙等罪行扯不上關係。由於預計科技將飛躍發展,為免檢控工作受到局限或需要不停修訂,港英政府故意預先留白,又不作明確定義,令法例原地踏步甚至滯後,與社會實況和犯罪模式落差拉大,適用範疇亦延伸到「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的行為,包括網上恐嚇詐騙、非法入侵電腦系統等科技罪行,鼓吹或教唆他人進行非法活動,以致「佔中」期間在網上公開警員個人資料,以及透過使用電腦干犯的其他罪行等,成為「包山包海」的檢控「萬能Key」。近年來,律政司慣常以這條「萬能Key」去檢控一些表面證據單薄但背後意義重大的涉嫌違法行為,律政司既已終極敗訴,必須重新審視其他的多宗類似案件,其中一宗亦在上庭時臨時被撤回,往後會否出現「骨牌」效應?對涉案各持份方是否公平?都有待觀察,亦易引發爭議。對於「萬能Key」在有心理準備但沒有修法準備的情況下,猝然被廢武功,本人有幾點想法:第一,在現代化的社會裏,法治被寄託了無限的希望,承載了超越三權體制(即行政、立法、司法)的管治重任,哪裏出現了矛盾爭拗,就想到交由法律和法院去釐清是非黑白;哪裏有紛爭困難,就想借助法治力量去平息緩解。特別是行政立法有磨擦和社會有重大爭議時,獨立的司法體系更可發揮「定海神針」的穩定作用。法治「包搞掂」(一定能辦妥)已成神話般「社會共識」,但在多元觀點和多元利益的氛圍下,每宗個案的情況截然不同,一條法例如何控百罪?是有人因陋就簡貪方便,還是現代版「白馬非馬論」屬無上真理?更重要的是擺脫對「萬能Key」的依賴。第二,由於制訂法例時,仍沒有智能手機,究竟條例中所指的電腦是否包括智能手機,終院以今次爭議不涉及電腦定義為由,不予解釋。案件因而在「還原」立法原意時,不但縮窄了律政司的檢控範圍,還留下了一些灰色地帶。第三,取用電腦只是手段,最終的行動必然涉及犯事的企圖,故可以改由其他控罪代替,單是偷拍便可改控「有違公德」、「遊蕩」、「行為不檢」等罪名,不存在法律空隙;若是以公共電腦散播失實消息,仍可繼續以「不誠實取用電腦」作檢控,不受終院裁決影響。第四,實行「萬能Key」已逾四分一個世紀,一旦撤控就變相「放生」,一旦轉用其他控罪,也有風險和代價,包括可能因選錯控罪,令訴訟由勝轉敗;獲准上訴的個案宗數增加,既加重律政司的檢控負擔,亦增加敗訴的風險,招惹民怨。事實上,由於過往不少此罪的定罪案件涉及使用自己電腦,判決勢掀起翻案潮,亦出現法律漏洞,例如在私人地方偷拍的罪行無罪可告。第五,律政司和保安局有責任打擊罪行,但這宗裁決反映出來的,卻是他們沒有恰當地檢討法例,使之與時並進。其實,當局無休止地取用已訂立了二十六年的法例,應對往後出現的萬變罪行,在實踐上是不現實的。當局研究其適用範疇,為各種情況擬定清晰定義,減免公眾誤墮法網,亦可令執法工作的理據更加充實。第六,由「不誠實取用電腦罪」到近來的《逃犯條例》修訂,反映當局的修法理念良好,但在操作和程序上卻有欠周全,反給社會帶來混亂。同時,「三權」之間應秉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在調整社會關係的限度和邊界時,更不應偏執地以「隔岸觀火」作為「獨立自主」的體現。第七,在法治萬能主義下的泛法治化,難免導致一些法律不能實現或實施,成為任填數碼的「法律空白支票」,輕者令公眾對法治失望、對法律不信任;重者則會令法律和法治受到責備,成為「代罪黑羊」,揹上「無能」惡名,侵損法治的應有權威。第八,以一己利益凌駕社會福祉,向來是代議制度中,政黨和政客所要面對的極大誘惑。然而,選民並非愚民,他們縱或被騙,但終會認清政客的真面目,在下次選舉中擇優逐劣。■155547380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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