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在台灣的劣質複製

文/本田善彥

台灣蔡政權混合了黨國的威權蠻橫及群眾運動的魯莽低級,是蔣家黨國文化的劣質複製品。

本田善彥,日本資深媒體人、旅台作家,最近出版中文書《台灣人的牽絆─搖擺在台灣、大陸與日本間的三顆心》。

 

前陣子看過何清漣和程曉農的著作《中國:潰而不崩》,其前言裏有段話。「毛澤東為中共奠定的制度基礎(一黨專制)及排斥西方政治文明的意識形態,在鄧小平時代並未得到矯正,歷經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眾常委『九龍治水』格局的集體領導,再到習近平戮力恢復的個人專斷,中共一黨獨裁之下的政治制度早已經形成一種結構性鎖定」,「這種由一個政黨壟斷政治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政治結構中,不僅僅是政治反對力量難成氣候,更在於政治反對者的主流與中共在意識形態、鬥爭理念上與中共處於同構狀態。一個社會一旦進入這種制度的結構性鎖定狀態,將產生極強的路徑依賴」。

看完這段,我就想起二零一二年八月在北京專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錢理群教授時的情景。當時離習近平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只剩三個月,外界高度關注習和他的時代。

錢理群說,包括知識結構、思考模式、心理狀態和獨特的語言邏輯等,毛式的思維已滲透在中國社會最深沉的部分,他跟傳統中國文化的思維還是有區隔,已形成相對獨立的「毛澤東文化」。

據錢理群分析,毛文化之下長大的大陸人對自己擁有高度信心,為了革命(目的\目標)不擇手段,作風異常強硬,又喜排除異己,不怕四面樹敵,擁有鬥爭定奪一切的哲學,這些都屬毛文化負的一面。毛文化也有正的一面,例如,對社會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對政治有高度熱衷和敏銳的感受,對農民或庶民等社會基層高度關心,擁有非常強的意志力和魄力、旺盛的行動力等。

毛文化有魄力重鬥爭

毛時代的大陸社會高度組織化,政治和經濟、言論和思想都接受中共的嚴密控管,脫離毛文化的影響是不可能的。的確,不只在體制內或外,跟大陸人士往來交談的過程,經常感覺到跟台人或港人不同的言行特點。有些流亡海外的異議分子雖然其表層和用詞也許稍微西化,但對權力和政治的態度,或對自己的高度期許、盛氣凌人言行等,其思維和作風跟大陸的中共人士沒兩樣,簡直像用同一個模子刻出來般,好比喝可樂、穿牛仔褲的毛澤東,其本質沒有變。

強權政治盛行的封閉環境給整合社會人格的影響如此大,那麼執行長達三十八年戒嚴的台灣社會又如何?蔣中正時代的國府台灣雖是一黨獨大,憲法的正常運作受限,但它的經濟相對地自由活絡,因此老蔣個人的價值體系對於人民思緒的約束有限。當時政府也不強制背誦「蔣總統嘉言錄」,其影響力遠不如「毛主席語錄」,跟大陸比起來相對自由。但在強大的黨國機器主宰一切之下,人民的思維不受任何影響是不可能的。

蔣家黨國文化表面強勢

蔣家的台北政府本有高度保守性,相對地重視禮義廉恥等道德規範,也不靠群眾運動,跟中共比起來還保留著些傳統性的思緒。但它同時擁有偏安一隅的思維,受害者心態嚴重。懦弱的它有極高無比的自尊,因此表面強勢,但深怕內有通敵,高度仰賴外國的奧援。它重視教育,也重用讀書人,但一方面好高騖遠,愛慕虛榮,本身的危機管理能力並不高,往往把些小事弄成大事。過去馬英九的政府,基本體現國府的傳統優缺點。

民進黨擁有靠群眾運動起家的背景,具備運動所帶來的草根活力和粗魯作風等正負兩面特性,照理來說它跟中共的類同性高些才對,但畢竟它是台人的政黨,而且它唯一熟悉的是國府式黨國思維,它已將黨國文化深刻內在化。順便一提,國府和台灣本土勢力因為皆是中國史上的弱勢,其失敗主義思維涵蓋的自我憐憫心態,同時又具備了超級機會主義的生存本能,其實本質上兩者的雷同性不低。過去兩年,蔡英文政權完全執政下的台灣所看到的,可謂群眾政治和黨國體系混合的政治實踐。也許本有機會看到草根活力和黨國秩序有效結合,但可惜至今看到的只有黨國的威權、蠻橫和僵硬,同時又摻雜群眾運動的魯莽和低級,呈現出偽善和陰險、貪婪,幾乎是蔣家黨國文化的劣質複製品。好比既不會打仗又戴假髮的老蔣般,滑稽到極點。

例如,它認為對日美示好,日美當然挺台,甚至可以聯手對抗大陸。但歷史證明,日美各自有算盤,不受台北的指揮。口口聲聲喊民主(老蔣也自稱「民主長城」),其實根本漠視憲政,弄出有違憲之嫌的「黨產會」和「促轉會」來整肅異己,遇到不順眼的報道就批判為「假新聞」。當被指為失能失政時,為了轉移焦點硬拗藉口,甚至惱羞成怒,不斷地發出類法西斯言語耍賴,其思維看似與臨時條款時代的黨國作為無根本性的差別。總是外人面前裝客氣友善,但一遇到挫折回家關起門只會打妻小洩恨,與懦弱的家暴老兄沒兩樣。

有趣的是,蔣家政權,後來為了保住命脈不得不選擇開放;但當今的政權,為了延續只能選擇控制和封閉,可預見其下場不那麼樂觀。

錢理群說,為了理解當代大陸社會的最深層,對毛文化的研究是絕不可或缺的,同理,理解當代台灣社會的最深層時,蔣家黨國文化的影響是絕對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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