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托魯奇的遺憾

文/林沛理

 

林沛理,專欄作家,最新的著作是《英為中用十大原則》,商務印書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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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離世的意大利導演貝托魯奇(Bernado Bertolucci)集電影人的最高榮譽於一身:奧斯卡金像獎、金球獎、英國電影學院獎、凱撒電影獎、威尼斯金棕櫚獎和康城(戛納、坎城)影展終身成就獎。可是,他始終意難平的,是他沒有像父親Attilio Bertolucci那樣,成為傑出的詩人。

年輕的貝托魯奇曾經步父親後塵寫詩,卻是一個失敗的詩人。於是,(受父親)影響的焦慮(anxiety of influence)變成挫敗的創傷(trauma of defeat),詩成為他畢生追求、可望而不可及,這樣近又那麼遠的境界,就像「偉大的蓋士比」(The Great Gatsby)相信的那盞綠燈。

這所以他念茲在茲、津津樂道的總是「電影詩的境界」(poetry of cinema)。他的成名作《同流者》(The Conformist)敍事期期艾艾,其實是不合格的政治驚慄片。然而它的人物造型、畫面構圖、場面調度、配樂、色彩搭配和美術指導,以及最重要的、令人目眩神迷的影機運動(camera movement),真的有詩的雲淡風輕和柳暗花明。故事不重要,怎麼說才是重點,成為貝托魯奇的簽名式樣(signature style),這也是我們給詩人和詩人給自己的特權。

他最為人熟悉的《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獲奧斯卡金像獎九項大獎,令他由影評人寵兒搖身一變,成為全球知名、將藝術與商業「無縫接合」的大導演。這套在紫禁城實景拍攝、講中國近代滄桑史的電影題材沉重,但拍來舉重若輕。記得三十年前看此片,走出戲院後想到的是鄭愁予詩作《醉溪流域》的「壯觀如一座地震的城」。

寫詩是寂寞的事業,名成利就、知名度早已遠超父親的貝托魯奇若仍有一絲遺憾,那是因為他知道導演的作者身份根本無法跟詩人相提並論。他電影裏那些像舞步和飛行一樣的推軌鏡(track shot)、高架鏡(crane shot)和變焦鏡(zoom)的確詩意盎然,但它們百分百是貝托魯奇的筆觸嗎?他最喜歡用的攝影師、曾三奪奧斯卡最佳攝影獎的斯托拉羅(Vittorio Storaro)不是跟他一樣有資格被稱為這些鏡頭的「作者」嗎?

四十五年前,美國的權威影評人姬爾(Pauline Kael)看完《巴黎的最後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後驚為天人,自此成為貝托魯奇在北美最死心塌地的擁護者和辯護士。可是,不要忘記,她在那篇經常被引述的《紐約客》影評是這樣寫的:「白蘭度與貝托魯奇改變了現代電影的面貌」(Brando and Bertolucci altered the face of modern cinema)。在她眼中,《巴黎的最後探戈》不是貝托魯奇單獨一人的作品,而是他與男主角馬龍·白蘭度的「合著」。

今日看電影,常常看到「某某導演作品」的字樣。這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法國影評人提出的「作者論」(auteur theory)製造的美麗誤會。「作者論」其實是誤稱,它雖然提出「導演是作者」(director as author)和「攝影機是書寫工具」(camera-pen)的概念;但它所說的「電影作者」,是指那些能夠在利潤先行的片場制度下,將自己的個性、風格和視野一以貫之地從不同的電影彰顯出來的導演。所以,與其說導演是作者,倒不如說是電影其中但最重要的一個「意義製造者」。這與文學作品的「唯一作者」(sole authorship)完全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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