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哲大字報平反秘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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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宇翔

中國大陸海外民運人士王希哲自一九九六年經香港逃亡後,首次踏足香港,他公開當年寫大字報被捕入獄但獲平反的內情。他亦曾經建議時任廣東省書記習仲勳設立政治特區、給予港人回鄉探親。

睽違二十二年,中國大陸海外民運人士王希哲終於踏足香港。與一九九六年倉皇南顧不同,王希哲這次來香港六天,可以比較順心地見見老同學、老朋友,買買書,看看香港的風光。王希哲自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但問及他服膺於哪國模式,瑞士模式?北歐模式?他都輕輕搖頭。他不認為自己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是實事求是派,認為兩派都有益於中國的發展,「普世價值」、「社會公義」的追求應該齊頭並進,被視為中國反對派裏的左翼。

「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時光如濤蕩泥土,砥柱觸天立中流。」這首詩作者不詳,網上誤傳為王希哲所作,王希哲就對亞洲週刊作出澄清:「我在(集體筆名)李一哲時常引用,且掛在「『李一哲總部』牆上。」他亦以為是毛澤東所寫,認為這般文氣除毛澤東外無人能及。王希哲以此詩為座右銘,代表了王希哲三次入獄以來特立獨行的精神,為了心中的真理,無懼與其他海外民運人士發生衝突,或被認為親近現政權,始終堅持相信的價值。

這是王希哲自一九九六年首次來港,王希哲曾在二零一一年申請來港參加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的紀念活動,結果被拒。今年幾經波折、與當局交涉,最後才能入境。亞洲週刊記者和王希哲進行專訪,談到這次入境過程,亦談到當年「李一哲事件」的秘辛以及平反過程,亦首次披露推動知青返國、向時任廣東省黨委書記習仲勳、省長吳南山建議成立「特區」來龍去脈,以下為採訪摘要:

二十多年來你首次進入香港,當中經歷如何?

就是我聽說今年海南開放了,有美國護照可以進來,那麼我就通過渠道跟國安局寫了封信,看能不能去海南走一走,結果就不同意,那麼我就想退而求其次,看看香港能不能。我又給(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寫了封信,就說:「二零一一年你們不讓我進來是不對的,你們有黑名單,那我又沒做違法的事也不讓我進,這樣是不對的。」

被要求守三不條件

林鄭月娥說她已經把信轉交給保安局,讓局長來處理。局長就給我回了封信說:「上次來,我們因為某種原因,沒讓你進來。我們過去不讓你進,說不定今後就會讓你進。」其實現在讓你進,也說不定以後不會讓你進來。就說是個案處理。

得到了這麼一個信息,我就覺得可以試試。結果那天一過境,就過不了,就馬上把我送到小房間裏去問話了,問了一遍又一遍,官銜越來越大。就問來的目的、見什麼人,有沒有買回去的機票。又問見什麼人呢?我說就是國內的老同學啦,他又問在香港比較敏感的人你見不見呢?我說那就暫時不見啦。他說好,那你也不要見。不要見媒體,也不要見敏感人物。也不要參加公開活動。

你怎麼看香港民主運動發展,認同佔中的做法嗎?

就是可以,但不要過分,不要無限佔下去,你是表達你的訴求,最後你綁架市民的經濟民生來達到目的,那就過分了,老百姓都會反對你,又變了港獨,那就脫離老百姓了,因為實際上香港老百姓是很愛國的。過去《霍元甲》(一九八一年亞洲電視劇集《大俠霍元甲》)什麼這些都是香港拍出,很多愛國電影的,香港是最早反殖民的。

李一哲於一九七九年被平反後,當時你向習仲勳提出要辦政治特區,他給你的回應是什麼?

一九七九年初,習仲勳、吳南生兩個書記(習是廣東省第一書記,吳則是書記)主持對我們平反,習仲勳掛帥,吳南生是具體處理我們一些平反事務的,接觸比較多,大概五六次,我和吳南生個別也都談過。

四五(運動)三週年就要到了,當時我們李一哲就在廣州發出號召,四五在廣州的烈士陵園召開紀念的群眾大會,廣東省委就緊張了,不希望我們開這樣一個會,那時候廣東省委就已經準備收緊了。

當時,我就和習仲勳、吳南生他們說:「過去我們向趙紫陽書記提出辦大字報特區,他都接受了,能不能也照樣在廣州,也辦幾個大字報特區,也方便管理,自由貼大字報,自由講演,不去其他地方,也不在烈士陵園這種地方集會。」然後我還說到:「李一哲《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平反,中央也提倡民主與法制,整個廣東省能不能先實行政治特區,自由辦報、自由貼大字報,自由選人大代表,這就是為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今後的改革,作出了一個榜樣。」

這個建議可能太粗淺,習仲勳沒有表態,吳南生倒是有表態,說大字報特區這個建議可以考慮,別的,甚麼政治特區的東西就慢慢再說,當時主要解決的是,四五這個會議不要鬧大,政治特區慢慢再說,大字報特區還是可以考慮的,習仲勳立馬就說:「你們的會就不要開了。」

我就說:「好啊,那我們就發個通知不開了,但是就開個小的座談會,這樣行不行?」習仲勳就說行啊,這樣他後來就指示共青團廣東省省委書記李海東(曾任深圳市紀委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來主持辦一個四五的座談會,這個事件就結束了。大字報特區吳南生當時接受了,後來中央很快就下個文件,就取消了,這個建議不了了之。

你提到一九七九年,你把知青回國的提議捅(洩露)給了《爭鳴》雜誌創辦人溫輝,然後習仲勳還生氣,還罵了你,之後對你的態度如何?

「李一哲」平反的時候,當時,我們就給習仲勳提出,這些同學們,他們是生活所迫的,上山下鄉以後,沒有出路,才逃亡到香港,我說除了我們同學以外,六十年代以來,幾十萬的廣州市民、工人、農民,他們絕大多數都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逃亡去香港是為了謀生,被說成了是叛黨叛國,讓他們不能回來,這是很不對的、很不人道的,我說現在應該讓他們回來,回來探親。

我特別說,逃亡的幾十萬市民、青年和我們同學,給我們很大的啟發,就是他們也知道,在香港不可能人人都發財,並不是滿地黃金。去到那都是要艱苦打工的,一百個能有三、五個有出路的,他們都覺得是有出路的,而在農村覺得沒有出路。

我說習書記你知道逃港死了多少人嗎,有些同學給鯊魚吃了,或者淹死了,他們這麼拼命,拼死到香港為甚麼,就是為了出路,所以我們現在改革應該讓更多人有出路。應該給老百姓有更多出路,經濟上應該新民主主義、多元化,我想就是這個建議讓習仲勳、吳南生有所觸動,所以後來習仲勳、吳南生到邊境去考察,專門就去考察偷渡問題,我敢說是跟我們的建議是有直接的關係,後來才提出廣東經濟特區、經濟多元化。

那我就說:「習書記,能不能讓已經逃亡的市民、我們的同學,都能允許他們回國探親,只要他們沒有在海外做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事情,都應該允許他們回來探親。」他馬上就很爽快的答應了,說﹕「你這個建議好,你馬上寫個報告,我來批。」

開放港人回國探親內情

我當時沒有理解是政治性的、經辦事情的報告,我以為他是要我寫個調查報告。所以,回來以後,我就跟已逃港的同學們聯絡,讓他們寫點材料回來,剛好《爭鳴》的溫輝來找我,然後我就和溫輝談起這個事情,跟習仲勳談話整個這個事情,說習仲勳已經同意已經逃亡的人可以回來,因為這個事情是很大的,牽涉到了上百萬人,他就如獲至寶。我以為他只是給我提供一些逃港人士統計資料,多少人,有多少人反黨反社會主義、投靠國民黨,結果沒有想到,溫輝回去以後,他就把我說的話捅到了《爭鳴》雜誌。

後來一些人就開始試探,發現真沒問題,就嘩啦嘩啦,像潮水一樣回來,就帶來了很多東西,當時國內比較窮,各樣東西電視機、各種衣服都帶回來。後來習仲勳又把我叫去了:「王希哲,當時你說的讓偷渡的人回來,這個建議我同意啊,但我叫你寫報告,你怎麼沒寫啊,就把這個事件捅出去了,就讓我們很被動,讓我們省委很被動啊。」

我就說:「習老,這我沒辦法,我不知道有這樣結果。」我只是讓溫輝幫我做點調查,結果他把這個消息捅出去了,然後習老就說算了算了,以後要注意,以後我們說的事情,就不要隨便說出去了,就算了。以後,實際上也就沒有禁止香港的人回國,沒有抓他們、干涉他們,實際上就定性了邊界自此就開放了,不管他們是不是偷渡過去的。

這種事情後來我一直覺得很榮耀,覺得我為香港人做了件大好事。過去逃亡到香港去,這叫生離死別,以為永遠就回不來了,習老對這件事情還是很開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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