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說自己的故事

 

林沛理,評論家,曾任牛津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及《香港01》執行總編輯,現為顧問公司負責人及《Exposed》(http://www.facebook.com/NewsUSChina/)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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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出席保利香港拍賣的秋拍傳媒預展,看到璀璨的珠寶、珍貴的茶葉、中國歷代瓷器和吳冠中的畫作。然而令我深思的,不是這些展品和拍品,而是拍賣行的文化影響力與中國的軟實力。

提到拍賣行,多數人只知道有蘇富比(Sotheby's) 和佳士得(Christie's)。這也難怪,多年來,這兩個主要競爭對手以近乎「雙頭壟斷」(duopoly)的方式在市場運作,一如大型噴氣式客機市場由波音和空客平分春色,或者像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那樣,幾乎壟斷了全球的軟飲料市場。

當然,拍賣行在文化藝術界擔當的角色和發揮的影響力非客機和軟飲料可比,雖然後兩者在日常生活的存在顯而易見得多。

在拍賣市場呼風喚雨的蘇富比和佳士得有為「珍品」和「藝術」下定義的所謂「界定權」(defining power)。為什麼「罕見球鞋」、好萊塢電影的海報和披頭四與經理人簽訂的首張合約算得上是「珍品」?因為蘇富比和佳士得說它們是。這種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來自兩大拍賣行的市場領導地位,以及在行內行外建立的權威;也來自它們內部團隊與所聘用專家的「解釋力」(explanatory power)。

何謂藝術,藝術何價,從來難以說清,更不容易服眾。蘇富比和佳士得厲害,因為透過它們的操作,一些意想不到的發展會變得順理成章。比方說,英國街頭藝術家班克斯(Banksy)的作品《拿著氣球的女孩》(Girl with a Balloon)去年於倫敦蘇富比拍賣會以一千萬港元(折合約一百二十八萬美元)成交。這在昔日無法想像的事情,到今天已經變得理所當然。

還有的是它們預測市場的能力(predictive power)。蘇富比和佳士得的眼光當然會失準,例如今年二月佳士得在倫敦拍賣莫奈兩幅作品,事前開出巨價,最後卻以流拍收場。可整體而言,它們對於什麼能賣,大概能賣得什麼價錢,總是心裏有數。這不僅是它們了解藝術愛好者和投資者的品味,更因為它們本身就是藝術品味的締造者(tastemaker),透過拍賣在藝術市場建立起一套分優定劣的價值等級系統(hierarchy of values)。

以繪畫為例,波洛克(Jackson Pollack)的「滴畫法」今日被視為奇技多於正道,但他的抽象表現主義大師的地位穩如泰山,跟他作品的成交價屢創新高大有關係。二零零六年,蘇富比為他的作品《No. 5, 1948》的出售者找到買家,願意付一億六千萬美元天價。十年後,他的另一幅作品《Number 17A》更以二億美元售出,令人咋舌。

一如好萊塢在全球建立的電影霸權,拍賣市場長期由英美公司壟斷有深遠的文化後果。西洋畫與中國畫本來各擅勝場,但前者的強勢與後者的弱勢卻完全反映在拍賣品的成交價上。舉個例,二零一七年,齊白石的《山水十二條屏》以一億四千萬美元的成交價刷新全球中國藝術品的拍賣紀錄,但這個價不但與當今最昂貴的畫作——達文西的《救世主》——的四億五千萬美元相距甚遠,也比在全球最昂貴畫作十強中敬陪末座的利希騰斯坦(Lichtenstein)的《傑作》,少二千萬美元。

自中國的經濟起飛後,英美兩地的拍賣行紛紛成立中國書畫、古董、瓷器及藝術品的專家部門。但身為中國人,我們願意看到中國的歷史、藝術和文化的定義權和解說權給西方人霸佔嗎?中國要提升軟實力,就要說好自己的故事。拍賣行每一次拍賣中國的書畫、古董、瓷器和藝術品,其實都是在說關於中國的故事。中國人說自己的故事,此其時也。

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是保利文化集團的成員,而保利文化集團旗下的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是全球中國藝術品拍賣成交額最高的拍賣企業。經營有道是肯定的,能否為中國藝術取得更多國際認可,以及把中國的故事說得更深刻、更動人和更有說服力,我們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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