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盃的警世意義

文/林沛理

林沛理,專欄作家,最新的著作是《英為中用十大原則》,商務印書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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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一場成隊比賽的運動,世俗的成功繫於團隊的合作(Life is a team sport and worldly success depends on how well you work with your team members)。這是今屆世界盃的警世意義。美斯(梅西)、C朗(羅納度)和尼馬(內馬爾)平日效力「盡收天下兵器」的億萬大軍,所以可以踢出光芒四射、彰顯身價的成績;但一旦為近乎拉雜成軍的國家隊出賽就變得無能為力甚至無關痛癢。反而講求整體戰術和合作、不過份倚賴隊中任何一人的法國、英格蘭、比利時和克羅地亞卻過關斬將,殺入四強。

這本是常識,為何我們至今才恍然大悟?那是因為在科研、發明、體育和藝術創作的範疇,對天才的崇拜和英雄主義是根深蒂固的執念,即使面對確鑿的相反證據(contrary evidence)也不會自我糾正。以一己之力扭轉乾坤的孤獨天才是迷思(英語世界學者稱之為「the lone genius myth」),很多人卻以為是不辯自明、理所當然的真理。比方說,在足球世界,比利、馬勒當拿(馬拉多納)和施丹(齊達內)公認是「球王」;但球王之說根本是無稽之談。他們當然是傑出球員,但助巴西、阿根廷和法國勇奪世界盃的是史上最強的國家隊,他們三人不過有幸成為隊中一員。

同樣荒謬的是電影的「作者論」(auteur theory)。電影的協作本質(collaborative nature)有目共睹,是一種由一個各司其職的團隊,為一個共同目標聚集在一起共同工作的創作。不管好壞,將電影拍出來的成績歸功或歸咎於導演,就像他是一本小說或一篇評論的作者,不但對參與創作的團隊有欠公允,更違反常識。好的導演知道自己想要甚麼,並且大致上能夠從他的團隊得到他想要的東西(A good director knows and largely gets what he wants from his team),如此而已,又怎可以說他是電影的「作者」?「作者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由一批在法國電影雜誌《電影筆記》寫影評的年輕人提出,影響力至今不衰,因為它本身就像它最崇拜的好萊塢電影,有一種化繁為簡的美(the beauty of simplification)。

這也許就是我們對偉大的創造者、發明家和天才運動員戀戀不捨的原因——他們是一種簡化和普遍化的策略,令這個常常令我們百思不解的世界變得容易理解。從靠一個墮下蘋果解開地心引力之謎的牛頓到球王美斯,我們在讚嘆天才與崇拜英雄的過程中得到力量,暫時忘卻人和自己在現實和宇宙中的渺小無助。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對天才的著迷是近五百年才發生的事情。十六世紀前,個人不管有多大成就,也不會被視作天才,只會被視為特別有天賦。專門研究創作過程的哈佛學者瑪喬麗·嘉伯(Marjorie Garber)指出,所謂天賦(英文跟天才一樣,也是「genius」)在當時的意思是「上天在每個人出生時給予他的守護神」,與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意思相通。

越來越多研究顯示,創作、發明和革新的最重要條件不是個人的天才,而在於是否存在有利的網絡和周圍環境(creative network and milieu),以及有否善用傳統提供的資源。舉個例,莎士比亞是西方社會最偉大的創作天才,有評論家甚至誇張到說他「發明了人性」,但他的創作絕非從零開始,而是將前人的作品重寫、改編和翻新。例如《羅密歐與朱麗葉》就是改編自布魯克(Arthur Brooke)的同名敘事詩,而這首詩則譯自一個意大利的故事(一說是一篇法國短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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